嚴復是我國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早期報刊政論家，小面就讓我們一起來詳細瞭解一下這個人物吧!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爲讚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啓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爲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羣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爲系統地引入中國，啓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爲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爲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
一、生平大略
嚴復(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幾道。他自幼聰穎，又受家學薰陶，有較好的古文功底。長大後師事黃宗彝，對儒家經典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十四歲時，因父親去世，家道敗落，不得不放棄科舉入仕，轉而入洋務派左宗棠、沈葆楨等創辦的海軍學校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現代造船技術。他對幾何、代數、水重學、光學、電磁學、地質學、軍事學、倫理學、音樂等學科知識都有涉獵。1876年，嚴復被派往英國海軍學校留學三年。其間他的興趣逐漸脫離本行，轉移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政制和哲學。在這一時期，他對西方學術思想的瞭解非常廣泛。他不僅對西歐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頓、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爾等有所研究;而且對古代歐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璧鳩魯、德謨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瞭解。而這些思想內容對嚴復影響最巨者，則是當時西歐盛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觀點，在英國廣泛傳播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哲學中的實證論、不可知論等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些見聞與學習經歷，使得嚴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更爲直接與深刻，比之康有爲等資產階級維新派僅靠間接得來的認識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燾、吳汝綸、梁啓超等都交口稱自英國歸來的嚴復“中西兼通”。這一學術造詣上的特點，爲嚴復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回國一年後，嚴復被李鴻章調至北洋水師學堂，先後任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等職。但從政治上來說，由於洋務派名爲新政，實則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雙方面妥協的本質，李鴻章對嚴復並不真正予以重用;而與此同時，嚴復對以李鴻章爲首的洋務派也不滿意。他不相信李鴻章所舉辦的洋務事業能救中國，認爲他們所謂的“富國強兵”之道，不過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根本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他始終認爲，必須從政治制度與思想觀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國於富強，免於滅種亡國。因爲對洋務派失去信心，嚴復企圖通過“仕宦”之途，依靠封建舊勢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儘管他深爲“仕宦之不達”而感慨萬千、牢騷滿腹，但還是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兩次應試，均以失敗告終。他借科舉來登上政治舞臺，以實現政治抱負的願望也落空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自強求富的事業毀於一旦，一個泱泱大國不僅敗給了一個蕞爾小國，而且還被迫簽訂空前的屈辱條約，這直接導致了帝國主義列強更加瘋狂地侵略中國，新的一輪瓜分殖民地的競賽在列強之間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救亡圖存的問題擺到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面前，同時也給嚴復帶來巨大的心靈創痛，他在給吳汝綸的信中說：“嘗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誰其知之!”在沒有政治實力、無法實現其救國主張的情況下，嚴復採取了以譯著的方式來達到警世的目的。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他的一種新的鬥爭手段。guoxue國學wang網
甲午戰爭後至戊戌政變前的三年間，維新運動蓬勃發展，嚴復在這個時期成爲一個出色的提倡變法自強的理論家與宣傳家。在這三年內，他最主要的歷史功績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先後發表了《論民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及《闢韓》四篇重要論文，向封建專制主義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這其中《原強》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闢韓》則對封建主義專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銳、最嚴厲的抨擊。第二是《天演論》的翻譯。這是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第三是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內中主要社論，大半出自嚴復之手，文風尖銳潑辣。《國聞報》與當時梁啓超在上海所辦的《時務報》南北響應，風行全國，成爲宣傳變法維新的重要陣地。
然而，從本質上說，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制約，嚴復並沒有對封建勢力徹底絕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戊戌政變前後，他寫了長篇政論《擬上皇帝書》，希望光緒帝效法西方，變革政制。但無情的歷史再次將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在北京，嚴復親眼目睹了戊戌政變的過程。義和團運動發生後，嚴復離開天津水師學堂，先後任天津開灤煤礦華人總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信譯局總辦、復旦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師範學堂校長、北京學部(教育部)名詞館總纂等職。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於繼續維新運動時期提倡西學的工作。在戊戌政變後至辛亥革命前這十餘年中，他主要翻譯瞭如下幾部資產階級著作：亞當·斯密：《原富》(1902)、斯賓塞：《羣學肄言》(1903)、約翰·穆勒：《羣己權界論》(1903)、甄克斯：《社會通詮》(1904)、孟德斯鳩：《法意》(1904-1909)、約翰·穆勒：《名學》(1905)、耶方斯《名學淺說》(1909)。它們與《天演論》一起，是嚴復最重要的八部譯著。這八種西方學術著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此後西學的傳播纔開始具有明確的理論形式和思想內容。這個時期的嚴復仍以積極向上的工作，影響着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