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資本運營作爲一種戰略經營手段，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在企業發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下面是yjbys小編爲你帶來的企業資本運營與融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一、資本運營的概念
企業傳統的經營方式是以產品經營爲主，而現代企業要想獲得高速發展，必須走資本運營的道路。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資本經營與生產經營緊密聯繫，相輔相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開展離不開對資本進行有效的營運，通過資本的流動經營，發揮協同效應，使資本資源配置最優化，促進企業價值的整體提升，謀求可持續發展。資本運營作爲市場經濟的產物，其概念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起來，資本運營是管理理念上的創新發展，爲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一些企業利用資本槓桿，以最快的速度實現了低成本擴張。
從理論上說，資本運營是指企業將自身所擁有的一切有形和無形存量資本通過流動，優化配置等各種方式進行有效運營，變爲可以增值的活化資本，從而最大限度的實現資本增值目標的一種過程。企業的資本運營就是利用市場法則，通過資本本身的技巧性運作，實現資本增值、效益增長的一種經營方式。 它有如下特點：
1、資本運營的主體可以是資本的所有者，也可以是資本所有者委託或聘任的經營者，由他們承擔資本運營的責任。
2、資本運營的對象，或是一種形態的資本，如金融資本，或者是兩種形態以上的資本，如運營生產資本、商品資本、房地產資本等。
3、資本的各種形態必須投入到某一經營領域之中或投入多個經營領域之中，即投入到某一產業或多個產業之中，才能發揮資本的功能，有效利用資本的使用價值。
4、資本作爲生產要素之一，必須同其他生產要素相互組合，優化配置，才能發揮資本的使用價值，才能創造價值。
5、資本運營的目的是要獲取理想的利潤，並使資本增值。
企業資本運營的形式有多種，如投資、融資、出售或購入產權或資產。資本運營的內容有三點：一是資本的直接運作;二是以資本運作爲先導的資產重組和優化配置;三是按照資本的效率原則進行生產經營。概況地說，資本運營包括資本的籌集和資本的運用兩個方面。
1、資本的籌集：包括權益資本的籌集和負債資本的籌集。權益資本的籌集主要有吸取直接投資、發行股票等方式，負債資本籌集主要有短期借款、長期借款、發行債券等方式。
2、資本的運用：資本運用形式有企業重組、資產重組和產權重組。企業重組側重於企業整體的分立與組合，有股份制改造、兼併、收購、合併、分立、破產等。資產重組側重於改變資產形態及其數量比例;產權重組側重於改變企業資產的產權關係，包括產權的分離組合機產權主體的變化。
二、融資與企業資本運營
在資本運營的過程中，企業可通過以貨幣化資產爲主要對象的購買、出售、轉讓、兼併、託管等活動，實現其對資源的重新配置，而這種過程都要以融資爲基礎和前提。
1、融資是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前提條件
資金是企業正常生產經營運轉所必須的“血液”或“潤滑劑”。在企業的生產活動中，時時刻刻都需要資金及資金流動，資金越充足，流動速度越快，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越好。資金是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基本條件。要成立一個企業，就必須有相應的資金，否則企業的生產經營就無從談起;由於季節性和臨時性需要，或是由於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等原因，都需要資金。在企業現實生產經營活動中，對資金總是有着不斷的需求，而資金的供應量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又常常處於“飢渴”狀態。因此，持續融資能力對於企業的生存發展至關重要。
2、融資是企業進行投資和戰略擴張的基礎
企業的投資包括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對內投資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對外投資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的同時，拿出一部分資金投放於證券等金融性資產，以期獲得股息或利息收入。企業進行投資的目的有多種，如維持現有規模效益、擴充規模、控制相關企業，應對風險等。企業只有經營狀態良好，有適當的閒置資金投放於資本市場時，才能進行相應投資活動。當企業生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想要繼續擴大規模時，可以通過收購、兼併、控股、參股、戰略聯盟等方式發展成爲大型企業集團，而這同樣需要企業雄厚資金的支持。企業的發展
壯大不可能單純依靠自有資金，只有通過多渠道的融資方式，才能獲得企業資本運作所必要的資金，並且實現自有資金的保值增值。
3、融資是企業資本結構穩定、控制風險的基本保證
企業進行資本運營的目標在於保持資本的增值，而如何獲取低成本的資本則是實現該目標的關鍵性問題。低成本、較穩定的資本可爲企業的發展注入活力，而高成本、不穩定的資本則會增加企業經營中的變數，爲企業的生存發展增添不穩定性因素，而嚴重時還可導致財務危機。企業融資是要從自身的生產經營現狀和資本需求情況出發，根據企業的經營策略和發展規劃，確定投資資金的需要量和資金投放的時間結構，同時根據企業的融資市場確定籌資方式和渠道，測算籌資成本，衡量籌資風險，從而確保企業在防範籌資風險的前提下，能夠多渠道、低成本且及時、適量的獲取所需資本，同時保持企業自身資本結構的合理性與穩定性。由此可見，融資是企業資本運營工作的重中之重。
融資作爲企業資本運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企業的長期經營運作會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爲此，企業應合理的選擇籌資渠道與籌資方式，並根據其不同的籌資渠道與籌資方式的難易程度、資本成本等進行綜合考慮，並使得企業的籌資成本降低。在籌融資過程中，企業需堅持先內後外，先負債後權益的原則，力求將企業的財務風險降至可控限度內，並在此基礎上儘量降低資本成本，以充分提高企業的籌資效益，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
中國貨幣政策分析
一、 近年來中國貨幣政策的演變 1984年中央銀行體制確立後，我國逐步探索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體系。近30年來大致實行過四種貨幣政策，經歷了四個主要時期。
1984年—1993年：鬆緊交替時期。這一時期主要以信貸規模管理爲主，中央銀行直接調控居於主導地位，計劃管理色彩較濃。受經濟波動與通貨膨脹交替變化的影響，貨幣政策時鬆時緊。
1993年—1997年：適度從緊時期。這一時期明確了“以幣值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貨幣政策目標，把穩定幣值擺在了突出的地位;調控力度和節奏與改革目標逐漸適應，盡力避免“急剎車”現象;確立了人民銀行作爲中央銀行的法律地位，貨幣政策獨立性增強;財政政策、投融資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更加緊密。
1998年—2007年：穩健時期。這一時期總體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成功應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3年經濟過熱。隨着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貨幣政策又開始面臨對內均衡與對外均衡的矛盾。 2008年至今：“從緊”、“適度寬鬆”向“穩健”迴歸時期。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這一時期貨幣政策變動較大，由“從緊”轉爲“適度寬鬆”，後來面對經濟復甦與通脹擡頭並存的新形勢，又及時迴歸“穩健”。
總體上看，經過30多年的探索，我國貨幣政策已相對成熟，基本實現了工具多樣化、方式靈活化和調控間接化，增強了預見性、主動性和針對性。概括起來，我國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徵。
市場化的改革導向。我國貨幣政策的演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明顯的漸進式市場化導向特徵。從轉軌初期行政管理爲主的調控方式，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逐步探索，到基本實現以現代貨幣政策工具爲支撐的間接調控體系，貨幣政策在不同階段的演進與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既互爲需求又互相推動。
明確的目標定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貨幣政策面臨着如何處理好幣值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之間關係的考驗。借鑑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我國確立了“以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定位。實踐證明，這個定位是正確的。兩次國際金融危機及國內多次宏觀調控，使“幣值穩定”的內涵不斷豐富。既防通貨膨脹，又防通貨緊縮，既保持對內穩定，又保持對外協調，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實踐探索中逐漸成熟。
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力。在我國貨幣政策演變的不同階段，政策導向雖有鬆緊之分，但始終沒有偏離30年來服務經濟穩健快速發展這條主線。這充分體現了貨幣對於經濟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功能，對實現“中國經濟奇蹟”發揮了重要的金融支撐作用。 有效適應國內外形勢變化。我國貨幣政策穩中求進，適時、適度調整方向，既有效抵禦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在全球範圍內率先恢復經濟增長，又在國際上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 當期貨幣政策分析及未來走向
貨幣政策與經濟掛鉤是不言的事實。要分析當前的貨幣政策，首先要了解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目前的經濟形勢與之前相比，發生了許多變化，總體來說有以下四點：
一是不確定性增強。當前，世界經濟復甦過程緩慢、調整艱難，各國貨幣政策顯著分化，復甦既不穩定也不平衡。中國經濟總體向好，但依然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宏觀經濟運行面臨複雜形勢。特別是物價與資產價格上漲與經濟結構調整壓力進一步加大，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經濟社會的內生矛盾日益凸顯。高度不確定的內外環境對我國貨幣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
二是貨幣總量內涵更寬。長期以來，廣義貨幣(M2)與信貸規模是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和調控的中間目標。近10年來，隨着金融不斷深化，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傳統貸款產生較大替代作用，現有的監測口徑與調控目標已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十二五”期間，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及多種金融創新，將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因此，需要建立內涵更寬的社會融資總量管理體系，以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三是經濟開放度更高。“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十二五”規劃對我國經濟開放的總體要求。經濟開放度提高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有兩重性。一方面，參與世界貿易有利於解決國內供需矛盾，從理論上說能夠起到平抑物價波動的作用;另一方面，“輸入性”物價波動將成爲我國近幾年物價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動因。在這種形勢下，貨幣政策兼顧內外均衡的難度進一步增大。
四是信息敏感度提高。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數量巨大，信息瞬時傳遞的網絡社會。傳統體制下的信息渠道正在被多元化、市場化、社
會化的信息網狀系統取代，經濟主體和社會公衆對貨幣政策的預判能力大大提高，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博弈”將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正確導向和公衆預期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新時期的經濟形勢，也爲現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帶來了新的面臨的挑戰。
挑戰之一是通脹與貨幣關係出現背離。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增長和CPI通脹之間總體保持着較好的同步關係，尤其是CPI同比增速與M1(6個月前)同比增速的變化趨勢十分明顯且相當穩定。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下半年以來，貨幣與通脹的同步關係出現較長時間的趨勢性背離。對此，目前主要有三類解釋：一是商業銀行表外以及理財業務的視角。商業銀行爲了規避信貸規模的限制而紛紛發行理財產品，使得資金“逃離”到表外，結果是導致貨幣增速大幅下降，但實體經濟資金依然充裕，通脹仍維持高位。但如果對理財產品的具體操作進行深入探索，就會發現上述解釋可能是站不住腳的。具體地，理財產品發行的淨效果是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但其資金運用卻是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因此，理財業務對貨幣供應的整體影響可能是 “中性”的;二是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視角。該視角認爲貨幣與通脹之間的關係應該符合傳統費雪方程式，即MV=PY。之所以會出現貨幣(M)與通脹(P)同步關係的趨勢性背離，原因在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通脹預期高企引致貨幣流通速度(V)加快，從而帶來流動性擴張，從而出現了貨幣與通脹走勢背離的“特殊現象”;三是非貨幣因素。該視角認爲貨幣因素並不是近期貨幣與通脹同步關係趨勢性背離的根本原因，供給衝擊(勞動力成本系統性上升)纔是此輪通脹高企的本質原因。這些無疑給當前貨幣政策調控帶來了挑戰。
挑戰之二是金融監管的制約。爲充分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近年來國際社會普遍將宏觀審慎管理以及更加嚴厲的金融監管引入宏觀管理的範疇。特別地，對於商業銀行而言，其信貸投放行爲也將受到更多約束。從我國各家商業銀行的實踐情況來看，近期也確實出現了存貸比已達到或接近75%的監管上限，制約各銀行信貸擴張的情形。理論上，商業銀行的放貸行爲受制於“短邊原則”：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高時，貨幣信用創造主要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制約;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低時，貨幣信用創造主要受存貸比等的制約。上述兩種情形的臨界點取決於上述兩者比例大小的比較。事實上，逆週期資本緩衝和動態撥備等其它宏觀審慎工具(包括未來巴塞爾Ⅲ協議的實施等)對商業銀行放貸行爲以及宏觀流動性的影響更加複雜，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得更加關注金融監管以及宏觀審慎工具對貨幣信用創造的約束作用。
挑戰之三是金融危機應對。面對金融危機下嚴峻複雜的經濟形勢，中國政府採取了十分果斷的決策，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拉動以及相應的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迅速開啓。儘管這有效遏止了經濟增長明顯下滑態勢，但這在理論上是與貨幣主義相背離的，因爲貨幣主義堅定地認爲“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永遠是貨幣現象 ”。很快地，貨幣主義的擔心似乎在現實中得到應驗：從2009年底開始，CPI通脹扶搖直上，2011年中期CPI同比到達6.5%的高點。回過頭來看，在危機的應對過程中，是否有可以總結的經驗?可能有兩方面問題值得思考：一
是在危機中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度”是十分重要的。根據逆週期調節的原則，在危機中貨幣政策保持適度寬鬆當然是必須的。但過度的寬鬆則可能引發未來通貨膨脹水平的攀升，容易造成金融風險(地方融資平臺壞賬、房地產價格高企)的滋生;二是未來如果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相對滯後，那麼過度依靠外需的發展模式仍將面臨挑戰，未來危機應對的方式又可能回到“上項目、放貨幣”的老路上來，貨幣政策應對危機的'空間以及潛在負作用仍是問題。
挑戰之四是輸入型通脹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對大宗原材料進口依存度的不斷上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勢必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特別是通貨膨脹產生重要影響。縱觀上世紀1960年至今約50多年的國際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漲主要集中於兩段時間：一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1971-1980年);二是21世紀以來大宗商品大幅上漲期間(2001-2008年)。研究這兩段時間的歷史表明，輸入型通脹或外部成本衝擊並不能很好解釋各國通脹的差異。經過反覆嘗試，我們發現，貨幣存量與經濟總量的偏離程度(即貨幣發行超過經濟增長的部分)能解釋上述通脹差異。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相對“輸入型通脹”因素而言，貨幣因素對各國通脹差異有着更好的解釋力。
挑戰之五是劉易斯拐點來臨。近幾年許多學者認爲，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會導致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長最終會傳導到產品價格上，於是通貨膨脹高企。但對於曾經經歷過劉易斯拐點的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我們並沒有從數據中發現劉易斯拐點導致通貨膨脹水平系統性擡升的有力證據，而貨幣量的顯著增加很
可能是導致其當時通脹水平提高的主要誘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需求面以及貨幣供應量的配合，經濟體在拐過劉易斯拐點之時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並不必然導致通脹水平的系統性擡升。因此，對於中國而言，隨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建議應更加註重穩健的貨幣政策，管理好流動性，避免成本-工資螺旋式上升的通脹風險。
挑戰之六是內外部失衡。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由2007年10.1%的峯值下降到2011年的3%左右，回到了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相應地，近期外匯市場也呈現出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這種變化是週期性現象還是結構性變化，各方看法不一。通過分析中國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場和主要貿易伙伴市場中份額的變化，我們發現，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市場的比重仍基本穩定，即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依然如此，出口似乎依然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另外，從中國的內在經濟結構是否已經轉型或者說是否實現內部均衡的角度來看，目前儲蓄和投資體制似乎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由此，S-I=X-M恆等式下的淨出口(X-M)也不可能期待出現質的變化。但是，從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以及實際有效匯率已經累計升值30%等因素來看，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似乎又有所削弱。如果上述變化只是週期性的，那麼人民幣匯率可能還未到達中長期均衡，未來貨幣政策仍有可能面臨危機前同樣的挑戰。如果這種變化是結構性的，那麼近十年來外匯佔款作爲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方式將會根本性改變。
挑戰之七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近年來隨着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迅速發展，以及資本項目開放的逐步深化，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日益
成爲各界關注的熱點。近期我們初步整理了離岸市場發展對國內貨幣政策調控影響的國際文獻，相關研究似乎都傾向性地承認，離岸市場的發展對本國貨幣調控有一定影響，但該影響是有限且可控的。儘管如此，離岸市場的發展可能使得國內的貨幣政策面臨的環境更加複雜。近期我國國內也出現了一些關於離岸人民幣市場對我國貨幣調控影響的研究。與歐洲美元市場的研究相比，其不同之處在於目前離岸市場的人民幣主要來源於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因此這些研究普遍以外幣貿易結算作爲基準情形來比較離岸人民幣市場對貨幣調控的影響。
瞭解了經濟形勢與隨之而來的挑戰，便不難預計未來貨幣政策的走向必然是有針對性的對上述挑戰的應對之策。
貨幣與通脹之間的關係是影響貨幣政策決策的重要因素，其同步關係出現趨勢性的背離給政策決策帶來新的課題。短期內應密切關注金融危機及其應對給通脹預期、貨幣流通速度帶來的重要衝擊，中長期應高度重視經濟結構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等對通脹水平的系統性衝擊，並注重貨幣政策工具由數量型向價格型的轉變。
隨着國際社會普遍將宏觀審慎管理以及更加嚴厲的金融監管措施引入宏觀管理的範疇，這將對未來金融體系的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商業銀行的貨幣信用創造以及整個社會流動性也會受到重要影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就得更加關注金融監管以及宏觀審慎工具對貨幣信用創造的約束作用。
應注重金融危機應對過程中貨幣政策作用力度的把握。過度的寬鬆可能引發未來通貨膨脹水平的攀升，容易滋生金融風險。如果我國
經濟結構調整相對滯後，那麼過度依靠外需的發展模式仍將面臨挑戰，未來危機應對的方式又可能回到“上項目、放貨幣”的老路上來，貨幣政策應對危機的空間以及潛在負作用仍是個問題。
無論輸入型通脹壓力大小如何，抑制國內通脹的首要手段應該是管理好國內銀根鬆緊程度，控制好國內貨幣總量。在輸入型通脹特徵日益明顯的情形下，更應努力把握好國內貨幣信貸投放的總量和節奏，避免進一步刺激總需求，只有這樣纔能有效維持國內物價的基本穩定，確保宏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如果沒有需求面以及貨幣供應量的配合，經濟體在拐過劉易斯拐點之時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並不必然導致通脹水平的系統性擡升。隨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經濟增速下行和通脹上行的壓力增加，若此時一味地追求刺激經濟增長而大量釋放流動性，則必然導致總需求大幅擴張，從而造成通脹。
目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的下降究竟是週期性現象還是結構性變化，以及對未來中國外部失衡前景如何判斷，是影響我國貨幣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從目前的證據來看，週期性的和結構性的原因似乎兼而有之。 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以及資本項目開放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是擺在中國貨幣政策決策者面前的重大課題，但其影響大小仍值得進一步分析(特別是在目前人民幣走出去的初級階段)。貨幣當局應在制定貨幣和金融政策時將離岸市場對國內貨幣環境的影響納入考慮範疇，並通過有效的政策安排應對上述新挑戰。
把握我國貨幣政策的規律性。總結3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實踐，一個基本結論是：穩健、適度從緊應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常態選擇;要慎用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即使是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也不宜選擇寬鬆的貨幣政策，因爲貨幣存在着市場放大的風險。特別是在“投資衝動”的環境下，更不能輕易“寬鬆”，寬鬆貨幣政策必然伴隨着通貨膨脹。
穩妥推進社會融資總量管理。社會融資總量是我國金融發展新時期一個重大的理論範疇和政策方向，它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金融的新內涵以及金融與經濟的真實關係，應逐漸成爲貨幣政策的重要中間目標。爲此，要做好體制、政策和技術上的銜接，但短期內還不能淡化對M2和信貸規模的管理。
堅持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要同財政、投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這有利於處理好總量與結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短期與長期等複雜關係。貨幣政策本身也要注意各種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打“組合拳”應成爲貨幣政策的另一個“常態選擇”。
處理好貨幣政策與國際貨幣合作的關係。隨着我國經濟金融國際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貨幣政策與世界經濟金融聯繫日益緊密，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把握好國內目標與國際經濟金融協調的關係，“內外兼修”是長期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