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講講日本動畫的成功經驗
我之所以選擇日本動畫，稱日本動畫爲“成功經驗”，也是基於包括上述這點觀察在內的幾點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在商業上，在市場接受、票房成績的層面上，日本動畫能夠成功地在其本土佔據主流，成功地在本土電影市場上抗衡像剛纔提到的《超能陸戰隊》這樣的好萊塢動畫大片，而且不僅是能抗衡迪士尼，是可以以一個整體態勢來抗衡整個好萊塢在日本市場的爭奪。舉一組簡單的數據：在2014年日本電影市場的票房前十名裏，日本本土的電影有六部，六部裏有三部是日本動畫片，另三部是由日本動漫改編的真人電影;在2013年日本電影市場的票房前十名裏，日本本土電影占了八部，其中有四部是日本動畫片。這是從商業層面上說，日本動畫能在本土抗衡好萊塢，並且至少佔據了東亞的區域性市場。
第二點是，在藝術上，或者說，在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權威獎項上，日本動畫不僅曾經打破美國動畫對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打破美國動畫對國際動畫協會頒發的安妮獎，也就是國際動畫領域最高獎項的壟斷，而且還多次入圍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這樣的國際A級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第三點就是剛纔我提到的，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日本動畫已經藉助以網絡爲主的電子媒介，傳播到了世界各地，不僅在東亞地區，而且在全球範圍培育了大量粉絲。包括在美國也培育了大量粉絲，比如今年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的獲得者《超能陸戰隊》，其實就是由90年代的一部漫畫改編的，而那部漫畫就是一個美國的日本動漫迷創作的融入了很多日本動漫和日本文化元素的致敬之作。大家如果看過這部動畫片的話，也可以看到裏面有很多美國元素和日本元素的結合，包括故事發生地，那座虛構城市的名字——SanFransokyo，就是舊金山和東京的合體，舊金山著名的紅色大吊橋——金門大橋，其頂端在電影裏也被改造爲日本神道教的標誌性建築——鳥居的形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日本動畫對美國文化有着重大的影響。而對中國，從八九十年代開始，日本動畫也先是以電視臺播放和錄像帶光盤的形式，後來是以網絡在線播放和網絡下載的形式，通過種種正規或非正規的渠道，在中國青少年人羣中廣爲流傳，不僅在很大的程度上形塑了中國新一代文化消費者的接受習慣和審美趣味，在80後、90後、00後的羣體中培育了大量日本動漫迷，而且還爲中國動畫產業提供了多重意義上的範本。比如近兩年在口碑上相對成功的《魁拔》系列、《秦時明月》系列、《大魚海棠》等國產動畫，要麼是在故事劇情、世界觀設定、角色設計上受日本動漫的影響，要麼是在畫風上受日本動漫的影響。
從這三個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動畫在多個層面取得了值得矚目的成功，而這些成功經驗，對於處在一方面產值相當高，一方面口碑欠佳這樣一種狀況的中國動畫來說，可能會具有一定的啓示性意義。
你知道日本動畫到底有多麼優秀嗎?
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民族風格的實踐及其困境”。上個週末剛好我去看了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的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鳥人》，我就借用《鳥人》裏引用的雷蒙德•卡佛的句式提一個問題：當我們談論“民族風格實踐”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呢?
最容易聯想到的，應該是對於那些古老的民間故事、民族傳說還有民俗文化的改編與再創造吧。比如，今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提名，也是《超能陸戰隊》的最大競爭對手日本的《輝夜姬物語》，就是一部由日本最古老的民間故事之一《竹取物語》改編的動畫電影。在改編這個千百年來廣爲流傳的日本民間傳說的時候，著名的吉卜力工作室有意識地採用了素描線條加上水彩上色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古樸淡雅的畫風，而且在配樂上也使用了像古箏這樣的古典樂器，營造出一種極具東方韻味的審美氛圍。
再比如，就是那部即使不熟悉動畫的朋友也耳熟能詳的《千與千尋》。這部曾經榮膺2002年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還榮膺了2003年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的作品，同樣是由吉卜力工作室製作的。它完整的日文標題，如果直譯過來，其實應該是《千與千尋的神隱》;中文的通用譯名裏只有這個標題的前半部分——《千與千尋》，也就是這個短語的定語，卻省略了後半部分即真正的中心語。而這個被省略的部分——“神隠し”(kamikakushi)，正是一個涉及日本民俗文化、攜帶着日本民族特色的概念。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被神怪隱藏起來”，在日本的文化傳統中常被用來形容孩子或少女無故失蹤，就是我們在電影裏看到的千尋的那種情形;而作爲一種獨特的民俗想象，它指的是孩子某一天突然從日常生活中消失，受到了神、天狗或者怪物的引誘，來到異世界，體驗一番之後，再回到人類世界這樣一種現象和特別的體驗。
僅從這部電影的標題，就能看出它與日本傳統文化之間密切的關聯，雖然標題的這層含義在包括中文通用譯名在內的各語種譯名裏都消隱了，但看過電影的觀衆依然能通過電影那種清新靈動的畫風、詭譎而又富有寓意的情節，感受到日本傳統的妖怪文化和神道教文化的獨特魅力。
像《輝夜姬物語》、《千與千尋》這樣的動畫作品，它們在國際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對於中國的動畫來說，當然具有不容低估的借鑑意義;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們所指示的這條道路，其實馬克宣先生早已經走過了。比如《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三個和尚》、《哪吒鬧海》、《山水情》這樣的作品，都是基於古典小說或民間故事所提供的藍本，賦予其極具民族風格的動畫形式。
有鑑於此，我在這裏想着重提出的是，日本動畫對於中國動畫的啓示性意義，尤其在於它成功地展示了民族風格實踐的多種可能和多樣化的道路。民族風格實踐，不僅僅意味着對於古典文本的改編和再創造，而且還可以體現在現代史題材的文本之中，甚至可以體現在對所謂科幻題材的處理之中。
在這裏我舉兩個例子，一是今敏導演的《千年女優》，二是押井守導演的《攻殼機動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