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箭是中國一項歷史悠久的體育運動，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已經有了石鏃，說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弓箭確已出現。
據說在金石兼用的夏禹時代，已經出現了紫銅鏃，“禹穴之時，以銅爲兵”，於是弓箭又從生產生活工具變成了武器。殷商時代，銅鏃基本上代替了石鏃，青銅的箭鏃又遠勝於紫銅的箭鏃，十分鋒利，在戰爭中獲得了極爲廣泛的應用。從《考工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弓箭在商周時代的迅速發展。周時更將“射”作爲“六藝”教育之一，《禮記·內則》說“年十五學射御”，而且還要學習“五射”，即“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它們各有各的意義。白矢是要射透箭靶。參連是發了第一箭後，以後三箭都要連續射出，俗稱連珠箭。剡注是箭不可從高而落，而是水平直射，不能形成弧度。襄尺是指射時臂直如箭，肘平而穩。井儀是指四箭射靶要像井字那樣有秩。射是周禮的一個組成部分，“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男子必須完成射的教育，不能射是失禮和缺少才能的表現。
高超的射術，原本是勇氣與技巧相結合的技藝。春秋時期，諸侯紛爭，弓箭成爲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兵器。正是在這樣崇尚武力的時代，我們的古人有意將弓箭變成禮樂教化的工具，引導社會走向和平，射禮就此誕生。顧名思義，射禮是一種射箭的禮儀，它融合了比賽、禮樂和宴飲等內容，用於選拔、競技、宴賓、致禮等活動。射禮作爲周禮之一，也是古代的一種民間娛樂活動，講究謙和、禮讓，提倡“發而不中，反求諸己”，重視人的自省，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引導方式，也是華夏先民特有的寓教於射的娛樂方式。
古代的箭靶一般用獸皮製作，以較量射中並射穿爲目的的比賽，稱爲“主皮之射”。孔子對這種光講究力量的比賽很不以爲然，認爲它違背了“古之道”。《論語?八佾》說：“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比賽時射手能否射中、射穿靶子，主要取決於射手的體能，不值得看重;更應當注重的.是射手的德行和修養。因而，儒家巧妙地抓住了射箭與禮樂的結合點，在保留比射的同時，賦予射箭新的靈魂。
射禮按規格分爲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四種。大射，是天子、諸侯舉辦盛大祭祀活動之前所行的射禮;賓射，是諸侯朝見天子或諸侯相會時舉行的射禮;燕射，是天子、諸侯待客宴會時舉行的射禮;鄉射，是舉行鄉飲酒禮時所行的射禮，用以競技、選賢等活動。
戰國時期隨着騎兵在戰爭中的運用，人們還發明瞭騎射這種射箭方式。所謂騎射即騎在馬上射箭。騎在馬上射箭，既要掌握身體的平衡，又要有很高超的判斷力，因此它對射箭的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戰國時首先提倡騎射的是趙國的趙武靈王。趙國處在中國的北部，經常受到胡人的進犯。胡人進攻時身穿短衣，人人騎馬，輕巧靈活，常常使以戰車爲主要裝備的趙國軍隊疲於奔命，且屢吃敗仗。爲了改變這一局面，趙武靈王果斷的要求軍人脫掉寬袖大袍和沉重的鎧甲，穿上窄袖的短衣，拋棄笨重的戰車，直接騎馬作戰。
到了唐宋時期，射箭運動也在民間廣爲開展，廟會、社火等集會時多有射箭比賽和表演，這種比賽或表演多分爲步射和騎射，有固定箭靶也有流動箭靶，甚至在馬上以各種不同的動作完成射箭並準確中靶，贏得圍觀者的歡呼喝彩。
隨着火器時代的到來，箭鏃一類的武器逐漸在戰爭中降低了它的作用，但作爲一種強身健體和培養意志的基本訓練，射箭卻一直在歷朝的宮廷、軍旅乃至民間經久流傳。
明代那時候還流行一種名爲射柳的遊戲。所謂射柳，就是用箭射柳枝，這種運動源於中國北部的少婁民族。據《遼史·禮志》載，遼代有在天旱祈雨時射柳的習俗：“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及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而且，在宋朝時，這種射柳的習俗已傳入中原。如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說：“以柳枝插於地，數騎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謂之蠟柳枝。”至明代，仍盛行射柳的遊戲。據《明史·禮志》載，明成祖朱要酷愛射柳，經常去東苑觀看射柳表演。
清朝中葉以前，帝王每年秋季都要在木蘭圍場射獵，名爲木蘭秋獮。這實際上也是皇帝檢閱軍隊、聯絡各方面關係併兼娛樂的一種形式。清中葉以後，火器已經較爲發達，弓箭作爲冷兵器的意義已經不大，但在秋獮之中卻仍然作爲騎射競賽或表演的重要項目，彎弓射箭已經成了習武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