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也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晉國國君晉文公，生於公元前697年，卒於公元前628年，他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與齊桓公齊名，爲春秋五霸之一。
在《晉公子重耳之亡》這篇文章中，記載了晉文公重耳從出奔，流-亡到回國奪取政權的經歷，通過對政治、軍事、外交等活動的描述，運用正面、側面、細節描寫、對比描寫等描寫手法，比較完整形象地刻畫了重耳的形象，瞭解重耳是怎樣“由一個貪圖享樂、養尊處優的貴公子成長爲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由四處流-亡到春秋時代顯赫一時的一代霸主”的。
首先，從整體上來看，在重耳回到晉國以前，他在各國受到的生活待遇，娶妻於狄、齊、秦，有禮於宋、楚，無禮於曹、鄭等。而回晉以後，則主要記敘政權鞏固上的大事，聽從寺人披的意見以除奸，聽從頭須的意見以善待隨同流-亡者和守國者，求介之推則表明知過能改以及求賢用賢的意識等，展現出重耳雄才大略的政治形象。通過這前後兩方面的對比，形象地展現出重耳的成熟過程。具體來說，重耳從狄國到齊國可謂是第一階段，這時的他實際上是一個只知享樂的公子，不能承受艱苦而懷妻安居；從曹到鄭則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通過曹、鄭之人對重耳的觀察說明重耳已經不是從前的重耳，必將得志於天下；從楚到秦則是重耳自我的表現，體現他政治上、性格上的逐漸成熟。後者，事件發生的漸進過程更進一步張揚了他政治上是怎樣成熟的，從這些看來，重耳以後成爲春秋五霸之一併不是偶然的。
其次，從細節描寫上來看，重耳的成功也不是憑空就達到的。我認爲第一，得益於重耳所遭受的磨難，磨難使他得到了很好的磨練機會。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從當初大禍臨頭而迫不得已的出逃到流-亡中的屈辱、困苦、安樂的體驗，如當時經過的小國，如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等，皆“不禮焉”，使他明白了身在宮廷、耽於逸樂所不可能明白的人生真諦，在身、心兩方面受到陶冶和磨鍊。第二，得益於重耳本身的性格，在一定情況下，他能夠對一些事情包容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對於他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義。公子重耳走到五鹿，在向
野人討食時得到的卻是土塊，在子犯的勸說下能夠收鞭息怒，接受後叩頭致謝，將土塊當寶物收起。重耳能忍受一時的屈辱，是氣度博大、胸襟開闊的表現。因爲真正的強者並不一定體現在表面上，外表上裝模作樣，恃才逞強，處處鋒芒畢露，時時刻刻咄咄逼人，未必是真正的強者，未必能成就大業。而重耳正具備着與一般人不一樣的氣度，俗話說宰相肚裏能撐船，這正是他能夠成就大業所必須具備的品質。第三，得益於他身邊的一批賢才、忠臣之士，包括幾個重要的女子。重耳善於結交有智慧、有好的品德、有能力的人士，跟隨他出亡的從者數量衆多且才力超羣，大都是當時晉國的棟樑之材或智能之士。據文章介紹，跟隨重耳出亡的有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參以《史記》、《國語》，則知重耳的從者還有狐毛、賈佗、介之推等許多賢士，稱得上是人才濟濟。正如僖負羈之妻所說：“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國；返其國，必得志於諸侯。”他們毅然決然跟着重耳流-亡。也正是這些人士，在重耳走向失敗的危險，或者走錯路、繞彎路、白費力等時，跟隨在重耳身邊的這些人，總會把重耳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給重耳出謀劃策，幫助重耳克服貴公子的陋習，激勵重耳樹立遠大的志向，向霸主的目標奮進。如齊桓公把齊女姜氏嫁給他、給予他優厚的待遇時，此時的重耳已經沉湎在安逸的生活中，已胸無大志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墮落很容易，要不是他的妻子和身邊的子犯、魏仇、顛頡等人頭腦清醒，強力把重耳帶走，拉回正途，重耳可能就永遠一輩子呆在那裏，也就沒機會當晉國國君了。又如他身邊的忠臣介子推，在重耳沒有要到飯吃，幾乎餓昏的情況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做了一罐肉湯，讓重耳度過難關。重耳身邊的女子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如夫人季隗，有一次重耳回到家裏對夫人季隗說：“晉國來人要殺我，我在這裏已經呆不下去了，你跟孩子們可要好好保重，如果我二十五年後還回不來，你就不必等我了。”而季隗哭泣着說：“男子漢志在四方，何況你是晉國的公子，就放心走吧，什麼二十五年，那時我都成老太婆了，還改嫁什麼”這可以看出季隗對愛情的忠貞，同時也在事業方面對重耳的支持。又如上面提到的姜氏，在政治上有着遠見意識，當重耳貪圖享樂、胸無大志時，把他拉回正道。通過她們與重耳形成對照，突出重耳的弱點，督促他克服輕狂、貪圖安逸、任性驕傲等貴公子的劣性和陋習。所以重耳身邊的人對他的成功有着重大的影響。當然，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說明重耳能得人心。第四，得益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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