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辨騷》篇的歸屬及樞紐意義的探討

 摘 要:劉勰將《文心雕龍》的前五篇作爲文之樞紐,可見其意義重大。 “變乎騷”的意義就是觀離騷的變文之法;而所謂“辨騷”,即辨明離騷之於後世的意義在於它的變文之法,而不是它異乎經典的文辭;劉勰認爲後世效騷者,大多不明此理,而學界的研究者也往往執此一端。《辨騷》篇的歸屬問題也曾一度是人們爭論的焦點,近些年來研究界雖無明顯爭議,卻也各自爲陣。在本文中重提這一公案,蓋因對《辨騷》篇歸屬問題的錯誤認識,嚴重遮蔽了《辨騷》的樞紐意義,所以不得不辨。

關於《辨騷》篇的歸屬及樞紐意義的探討

關鍵詞《文心雕龍》 《辨騷》 歸屬 文之樞紐

《文心雕龍序志》雲:“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辨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①《辨騷》篇是“文之樞紐”的最後一篇,也是爭議最大的一篇,爭議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單從篇目上看,“騷”是一種文體類型,和論文敘筆二十篇列在一起更像是同一家族,與前四篇放在一起,則感覺不倫不類,使人望而生奇。第二,前三篇《原道》《徵聖》《宗經》集中體現了劉勰的尊儒復古的文章思想,而《離騷》其文又有乖經典,這使得《辨騷》篇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第三,劉勰在《辨騷》篇末雲:“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由此看來,劉勰對《離騷》一文是讚賞有加,評價極高。可是在書中又提到“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可見,劉勰又深以楚篇爲文體訛濫之源,這其間似乎存在着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筆者認爲《辨騷》篇爲文之樞紐,其原貌卻長期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和未能正確理解這三個問題有着莫大的關係。本文就試圖通過這三個問題的解答,闡明《辨騷》篇的歸屬及其爲文之樞紐的真正意義。

  一

《辨騷》篇的歸屬問題曾一度是人們爭論的焦點,有人認爲屬總論,有人認爲屬文體論,也有人認爲既屬總論也兼具文體論的'意義。近些年來研究界雖無明顯爭議,卻也各自爲陣。在本文中重提這一公案,蓋因對《辨騷》篇歸屬問題的錯誤認識,嚴重遮蔽了《辨騷》的樞紐意義,所以不得不辨。

在20世紀60年代,段熙仲先生用文章學的方法作了樸素而又有力的論證,“依據《序志》所言,文體論二十篇的一般結構分爲四部分:‘原始以表末’是述演變,‘釋名以章義’是定界說,‘選文以定篇’是舉範作,‘敷理以舉統’是標規格……但以《辨騷》篇內容作具體分析時,並不如此結構,所以也可知其非文體論。”②後來王元化先生和王運熙先生也都附和此論。筆者認爲這一論據無懈可擊,可稱之爲《辨騷》篇非文體論的“鐵證”,但對這一“鐵證”並非沒有異議者。限於所聞和文章篇幅,這裏暫舉繆俊傑先生一家。繆俊傑先生在《文心雕龍研究中應注意文體論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經過他的分析,《辨騷》篇也是符合文體論二十篇的結構的。筆者無意冒犯龍學前輩,但按照繆先生的分析方法,《宗經》一篇也可列入文體論。且看,“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此爲“釋名以章義”。“皇室《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鹹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此段述起源,並選文定篇。“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經、傳、銘、檄,則《春秋》爲根”,此段講文體流變,“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此則爲寫作規範。這種分析方法貌似嚴絲合縫,實際上極盡牽附之能,循此跡爭論下去,勢必偏離學術研究的正軌,陷入詭辯的泥沼。

其實以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等劃分《文心雕龍》的結構,實際上是對《文心雕龍》的現代理解,所做的是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工作,並不是還《文心雕龍》原貌的有效路徑。而且筆者認爲,如果將《辨騷》作爲文體論來分析,會走向兩個極端。其一,將《辨騷》至於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闡釋楚辭在中國文學發展或文學理論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中國古代詩學經歷了由實用主義到審美主義的轉化,騷體文學在這一轉化過程中確是有着重要地位,然而這是在《文心雕龍》之外談《辨騷》,《辨騷》篇巨大的詩學光芒遮蔽了其文之樞紐的意義,也難以窺得《文心雕龍》的原貌。其二,劉勰論文敘筆二十篇,每一篇都極具特殊性,旨在根據文類的不同特徵樹立不同的寫作規範,並不具有普適意義,而騷體也只是作爲多個文體類型的一種,這樣《辨騷》之於全書的作用又縮小數倍,其文之樞紐的意義大打折扣。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爲總論。棄《正緯》《辨騷》兩篇者,必不能得劉舍人真意。

而且徐復觀先生早已提出“他們所說的文體,實際上是文類,是由文章題材性質不同所分的文類”③,意爲將論文敘筆稱爲文體論,實際上混淆了文體與文類的區別,近年姚愛斌先生也指出“文體即是文章自身的整體存在”④。這樣看來,龍學研究界中文體論的合法性已經受到質疑,假想姚愛斌先生對文體的理解能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和應用,龍學研究中將不會再有文體論之爭,《辨騷》篇的原貌也會越來越清晰。

  二

對“文之樞紐”這五篇,劉永濟先生講:“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於義屬正,後兩篇抉擇真僞同異,於義屬負。負者鍼砭時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說,是曰立己。”⑤但筆者認爲並非如此,認爲《辨騷》篇“於義屬負”者,大致有種理由:第一,就是《辨騷》中舉出離騷有異乎經典者四;第二,劉勰對近代“辭人愛奇”之風表示極大的反感,而離騷就是一篇“奇文”。對這兩個理由,我們一一來辯。

在《辨騷》中劉勰首先列舉了王逸、劉安、揚雄、班固等五家漢儒論騷的結果,並認爲他們“褒貶任聲,抑揚過實”。這五家論騷,四家觀點爲褒,一家觀點爲貶,雖然結果不同,但所持的價值尺度是完全一樣的,即儒家經典。劉勰“徵其言、核其論”,仍然是依經辨騷,得出的結論爲“四同四異”。這其中的“四異”被多數學者視爲貶義,並被當做劉勰“崇經抑騷”的依據。如牟世金先生說“‘博徒’和‘夸誕’,以及‘四異’的‘詭異’、‘譎怪’、‘狷狹’、‘荒淫’等,應該說都是貶詞”⑥,周振甫先生說“狷狹之志和荒淫之意,劉勰對此兩事是有貶意的”⑦。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如果“四異”爲貶意,則劉勰的評判文章的價值標準與他所列舉的五家漢儒即爲一致的,那麼就真如徐復觀先生所言“辨其所不必辯”⑧了,劉勰在此浪費諸多口舌說大段無關痛癢的話,實與《文心雕龍》全書的文風不符,難以說得通。其次,劉勰接下來又說道離騷乃“取■經意,自鑄偉詞”,“自鑄偉詞”分明是對離騷異乎經典之處的肯定,如果“四異”爲貶義,《辨騷》一篇豈不是在劉勰思維混亂、邏輯不清的狀態下寫出的。第三,《風骨》篇雲:“若夫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心意,雕化其辭。”這與《辨騷》篇中的“體憲於三代,風雜於戰國”“取■經意,自鑄偉詞”是何等的相似。由此也可知,“四異”爲褒義。 劉勰稱離騷爲“奇文”,不能正確理解“奇”的含義,就不能正確理解《辨騷》篇的樞紐意義。所謂“奇”是相對儒家經典而言,細察《文心雕龍》全書,劉勰將變儒經之文者皆爲“奇”,但是卻有兩種不同的所指對象。在《體性》篇中,劉勰列舉了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綺等八種文章風格,范文瀾先生注“彥和於新奇輕靡二體,稍有貶意,大抵指當時文風而言。次節列舉十二人,每體以兩人作證。獨不爲末二體舉證者,意輕之也”⑨,但劉勰這裏所說的新奇,乃是“摒古競今”者 ,不能守文章之常,卻專在文字形式上下工夫,以一味出新爲作文之鵠的,如《明詩》篇所云“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麗而追新”,《定勢》篇所云“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而離騷這篇“奇文”卻是“取■經意,自鑄偉詞”,變三代之文,存諷諫之義,繪景則景真,抒情則情切。可見,“奇”有變文得法的“奇”,也有變文不得法的“奇”,二者不能等量齊觀,忽視其中的任何一種,得到也都只是片面的結論,不能完整理解劉勰的文章思想。

  三

劉勰是感於當時文風輕綺訛濫,才號召時人向典雅的儒家經典學習以規範文體的。那麼是不是就可以依此斷定劉勰是個復古派呢?事實並非如此。劉勰辨騷雖然也是以儒家經典爲參照系來辨騷,但通過肯定離騷異於經典的部分表明,儒經已不再是唯一的價值標準。較早於劉勰的裴子野也是輕靡文風的反對者,通過對兩人的簡單比較,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瞭解劉勰的文章思想。 “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⑩,可知裴子野與劉勰的主張有着相同的傾向。但同樣是師古,二人對儒家經典的認識卻不同,裴子野認爲聖人之文是質樸無華的,而劉勰則認爲聖人之文是銜華而佩實的。其次,裴子野主張文章要歸於質樸無文,而劉勰卻認爲世間萬物“動植皆文”。再次裴子野只一味地師法儒經,對一切有害政教的文章痛恨至極。而劉勰卻肯定楚辭的抒情之作,並有着文章發展的觀念,如《通變》篇雲“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術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封禪》篇雲“雖複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採者,必超前哲焉”。

我們知道劉勰的文章思想由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是宗經意識,一是知變意識。也就是正與奇。《文心雕龍》成書的主要意義就在於糾正不良文風,引導文體健康發展。“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這是劉勰文章思想的主要方面;而若想文體健康發展,就不能不知變,這是其文章思想的次要方面。這兩方面都集中體現在《辨騷》篇,離騷一文就是實踐劉勰文章主張的一個經典範例。《辨騷》篇雲:“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執正馭奇”即是變文之法。正與奇之間的平衡和張力構建了《文心雕龍》的思想體系,正與奇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但體現在文章中並非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亦此亦彼的關係,離騷正是這種文章範式的代表。所以說《辨騷》非但於義屬正,而且是“文之樞紐”中的重鎮。

①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607―608頁。注:本文所引《文心雕龍》原文皆出此書,下文不一一註明。

② 甫之、塗光社:《〈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346頁。

④ 姚愛斌:《中國古代文體論思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

⑦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頁。

⑨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頁。

⑩ (唐)姚思廉:《樑史》,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43頁。

{11} 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頁。

  參考文獻:

[1] 甫之,塗光社.《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M].濟南:齊魯書社,1988.

[3] 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4]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5] 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