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由不是針對他人的言說，而是指向自我的實踐，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公開的對抗，而是拒絕權力穿過的規避或對權力視而不見的沉默。——題記
儘管“大寫的歷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爲標識的宏大歷史敘事日益成爲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於“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導致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格或精神氣質的斷裂或轉折。正因爲如此，當下的學術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爲兩個不同的時代：“狂飆激進的時代”與“理智漸進的時代”、“面向世界的開放時代”與“關注本土的保守時代”、“思想的時代”與“學術的時代”。
但是，就知識的增長而言，這樣的轉折也許僅僅意味着知識旨趣的平面擴展或轉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識地的疊加或累積。只有當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知識成果成爲被重新思考或審視的對象時，這纔有可能意味着一個知識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知識時代的開啓。由此，我們纔有可能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場域中迅速彌散的“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的時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當然本文並不是要對這一問題做全面的評價，其目的僅僅是對鄧正來先生在《國家與社會棗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一書中所建構並予以反思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分析性的批評。在我看來，批評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表明不同立場或態度的知識行爲，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知識上的歷險，它要求探險者對所面臨的種種艱險進行周詳細緻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辯駁和體現洞識的判斷。因此，我的策略是先進入作者的內在理路，分析他對市民社會理論的態度的轉化，以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此揭示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解釋限度。鑑於作者既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這一理論的深刻反思者，這樣一種檢討無論是對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還是對於健全的學術批評都有可能獲得某種一般的意義。
《國家與社會》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收入了鄧正來先生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7篇研究論文。其中，“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以下簡稱“建構”)一文是整個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以文雖然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所作的知識社會學式的考察，實踐上是對“建構”所作的初步的、整體性的自我“反思獲批判”，後來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以下簡稱“評論”)1一文是對這種反思的進一步推進。當然，鄧正來先生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反思獲批判並沒有就此止步。不過，就本文而言，我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從“構建”到“研究”再到“評述”這一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問題。2我們當然希望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反思能夠多我們的智識構成新的衝擊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