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喜歡爲自己的詩寫說明。所以每當看到有人不厭其煩、粘粘自喜地在詩後寫下一大堆說明性文字，就不免心生疑慮，覺得這是在詆譭讀者的智力。我希望每一首詩都有屬於自己的祕密的來源，這個來源並不需要告訴別人。之所以有這樣的希望，是我堅信每一首詩的產生，如果不是來自作者對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洞察，不是因爲作者找到了值得寫下來的價值，那麼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不充分的。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在一首詩中所要告訴人們的，在一首詩中已經完成了。至於那些寫作過程中寫作者所使用的材料，他用了什麼歷史的或現實的，公共的或私人的東西，則已經由對詩的處理隱藏在了詩句之中。如果這一點沒有被讀者指認出來，或者說沒有被一些讀者體會到，存在的問題大概只有兩種，一種是寫作者沒有處理好自己應該處理的材料，另一種則是讀者缺乏閱讀必須具備的知識，或者閱讀的能力。而這兩方面的問題，屬於寫作者的，謹慎的寫作者一般會在內心承認，更覺得沒有必要寫什麼說明文字了。屬於閱讀者的，大多數閱讀者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承認，原因在於，大多數閱讀者對自己的閱讀能力信心滿滿，很難承認自己的知識儲備不足以閱讀詩歌。他們哪怕真實地看不懂別人寫的什麼，或者說他們的確缺少對語言歷史的瞭解，更沒有語言分辨力，也不會承認，因爲那樣等於是在說自己的智力存在問題。想起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再說一句，語言分辨力包括對語言的歷史意含的瞭解，亦包括對語言聲音的分辨。而在閱讀詩歌中，對語言聲音的分辨力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它決定了我們在閱讀一首詩時，對每一個詞的絕對音高、音質的把握。
越是到了晚近，我讀詩的熱情越是衰減，對大多數人的作品提不起閱讀的興趣。尤其是那些讀之難以分辯出個人風格的作品。這些作品無論在用詞與語言結構、節奏上，都很容易與其他人的作品混淆。讀它們有什麼必要呢？但想要讀到風格特一鮮明的作品的確太難了。一個時代能夠涌現出幾個有鮮明特徵的詩人，已經是這個時代的幸事。所以，大多數作品其實是沒有必要讀的。哪怕寫作者自我強調的能力很強，可以天花亂墜的把自己的寫作說的繁花似錦，也沒有必要讀。因此，更多時間我把閱讀放在與詩不相干的書籍上，譬如讀點談論歷史的書我覺得很有趣。在那些由衆多事件組成的歷史敘述中，閱讀能夠發現的趣事太多了。尤其是記述歷史上最動盪時期的書籍，總是能夠讓人發現有些事情的產生，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就是那些按照一般邏輯被人們認爲的最不值得讚賞的人物，如果一本書發掘出了某些有趣的材料，亦會讓我們感到其生涯的豐富性，從而能夠更加立體地看待一個人。這時候所謂的反思會自然而然進入我們的頭腦。結合到現實，從而得到某種有意義的啓發。這一點，的確比讀詩收穫要大一點。就寫作本身而言，也能夠給與我們更多的幫助。我的意思是，閱讀從來都是一種助力行爲。我希望的是，閱讀能夠讓我們收穫對某些事物的認識。在這一點上不讀詩可能獲得的幫助更大。當然這也不是貶低讀詩這樣的行爲。關鍵的是要看讀什麼樣的作品。我們真的只能讀那些能夠反覆帶給我們啓示的詩人。在這類詩人的作品中，世界的面目，語言的面目，都應該最大化的呈現出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讀詩的確是沒有用的。所以說，詩不要詩裏，詩在詩外，作爲一種道理，我們應該有所懂得。它雖然不是真理，但也對我們來說有用。
詩歌的格局是由見識決定的。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所謂見識，應該是指我們對詩歌的總體把握。並以深入地的分析獲得有利於我們的，對詩歌的理解。這裏面所要求的東西其實是很複雜的。首先要求我們的是態度，即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寫作，並能夠有意識地設計出自己的寫作方向。另外一點則是，不在的寫作中計較自己的作品應該獲得什麼樣的評價，將其真正置於一種歷史的大框架中看待。如果我們的寫作中能夠經得起放在一個總體的文化場域內被考量，那麼纔可能真正獲得了意義。這一點有一個很重要的衡量尺度，詩歌應該經得起比較。沒有經過比較的詩歌，在我看來是值得懷疑的詩歌。只有經過與歷史中的作品的比較，我們才能獲得自身作品的優劣在什麼方面。所以，認真的看清楚這些，是寫作的基本要求。這樣一來，我們時時需要做得工作不是別的，是要把自己對詩歌的認識提升到整個詩歌史的範圍內來考慮。從而從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發現自身寫作的路徑。對於這一點來說，是必須要做的工作。我因此反對那些不能放置到更大的格局中談論的詩。我認爲，詩從來不是自身獨立的產物，它的存在的意義在於，它是一種歷史產物。它的價值必須由歷史的比較而獲得。
每一代詩人都會評估過往詩人的成就，從中找到與自己的寫作能夠發生關連的那些詩人，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詩歌傳統。在這一過程中，有些過去的詩人會被反覆提及，有些在某一個時間段會成爲談論的比較多的人物。如果一個詩人成爲反覆被提及的人物，我們似乎可以肯定地說，這位詩人的經典性是確定的。但是，我個人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只在某一個時段被提及，並由這一時段給與其經典地位的詩人。我關心的是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在那樣一個時間段，人們對詩歌的認識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不同於其他時段的看法。爲什麼在另外的時段這樣的看法又被拋棄了？說起來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這裏面肯定涉及的是“需要”這樣的原因。這一點與歷史上的政治表達有相似的地方。政治，在某一個統治者治下強調的是這一種，在另一個統治者治下強調的可能是相反的主張。一切都要看統治者的心性，與他所領導的統治集團認爲當務之急是什麼。歷史上這方面例證的確很多。像秦紀時以法家思想治國，這是用強力約束人的精神，製造社會的向心力，用暴力達到有效管理。說了上面的一堆話後，我的意思是當代中國詩壇，杜甫成爲被提及的最多的詩人，很多寫作者都言稱杜甫在寫作的指導意義上高於其他詩人。爲什麼？是因爲當代世界把人類的困境一再地以非常具體的面目呈現在我們面前，對困境的深切體會，帶來了對處境的不斷反思嗎？杜甫對待命運的態度的確會促進寫作者更廣泛、深入地思考。
今天的人在談論文學，尤其是涉及到談論人時，特別愛用比喻。由此近幾十年來我們聽到了不少的諸如——“中國的里爾克”、“中國的帕斯捷爾納克”，“中國的高爾基”之類的，對一些寫作者的評價。當然，聽得最多的，則是“當代杜甫”，“當代蘇東坡”這樣的套用。時至今日，我已經見到了中國詩壇出現了好幾位“當代杜甫”。這種評價法真是讓人聞之嚇得半死。細想一下，如果當代真得出了好幾位杜甫，那還了得，像我們這麼喜歡吹牛皮的國度，還不傲驕到天上去了。所謂民族的文化復興還不早就完成？不要說被稱之爲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唐宋沒有辦法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文化的文化成就都沒法比。只是細細閱讀那些被冠以”當代杜甫“的詩人的作品，除了覺得給他們命名的人真是膽子大以外，就剩下可以用無知來形容了。其他的不說，就以杜甫在生命最後幾年寫下的作品來比較，中國詩人中有誰能做到闊大與深入，細膩與豪放渾然一體地被置於詩歌之中呢？很多時候，我讀其寫於夔州的幾組詩，像什麼《九日》、《秋興八首》、《諸將》等等，得到的.最大感受即是，杜甫總括事物的能力，的確是罕見的。不單是當代，中國詩歌自有以來，幾乎沒有人能夠有他那種縱橫捭闊、氣貫萬里的能力（屈原可能也有）。所以在我看來，杜甫只能是空前絕後的偉大詩人。那些動轍說什麼“當代杜甫”的評論言辭，實在是讓人不得不認爲是膽大妄爲之說。除了讓人看到無知和急功近利，真得是什麼都不能說明。
蕭馳先生的說法很有意思。他說杜甫是中國詩人中第一個將“山水”轉換成“山河”來談論的詩人。而在這一轉換中，自然被家國代替了。讀杜甫的詩的確讓人有這樣的感覺，他是在家國的意義上面對自然的。因此他的詩裏面總是有對時局的感嘆。哪怕他談論節令變化帶來的冷暖寒暑感受，其中仍然能夠感到國家動盪帶來的疼痛。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杜甫的確不同於其他詩人，他的內心一直與社會聯繫在一起。他真的是一個關注社會的詩人。也正是關心社會，造成了顧隨在談論他時說，有時候覺得杜詩有一種侷促的緊張感。顧隨的這種說法我並不是完全認同，覺得“侷促”與否可以商榷。但在我看來正是某種緊張感帶來了杜詩的凝重。就對中國古之山水的談論而言，杜詩面對自然，總是將之精神化了。我自己尤其喜歡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一句。對“蕭蕭”二字帶來的闊大、蒼涼的聽、看效果十分着迷。但讀這一句，在眼前出現的最生動的景象則關乎到家國和個人際遇。其實，說到寫山水詩，中國詩歌越是發展到後來，主觀的侵入越是明確，像韓愈的與山水有關的詩，美與醜的分辯，完全在自己現實處境的遭遇的具體情形下轉換。過去古人評論中說韓愈的一些詩山水詩寫得太怪，主要亦指出他總是把現實處境擱在了描寫對象身上。這一點，我覺得對於我們今日寫與自然關係的作品時，有一種參考作用。
“對稱”在中國審美中是一直明確存在的。這就帶來了中軸線作爲一種事實的存在。那麼詩歌中我們是否需要在具體的詩篇構成中設計中軸線呢？這是一個可以考慮一下的問題。或許另外換一種說法，在詩歌中必須考慮均衡問題。中國古典詩發展到最後尤其是律詩的出現，應該說是對均衡做了最重要的考量的。因此它體現出了四平八穩的形式樣態。現代詩怎麼做到這一點？或者不需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爲是應該有所認識的。目前我們看到的大多數詩的成立，實際上總給人一種偏移、偏執的感覺，好像是以一種反均衡的樣態出現。這是新詩歌必然的路向嗎？這裏面存在的意識構成的思想基點在什麼地方，是來自於對當代社會生活的混亂、離散的形態的對應嗎？還是由於語言變化帶來的？有時候，我對這種失衡的狀況有些看法，另一些時候，又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一種審美的反動在裏面。這種反動是一種進步呢？還是放棄？作爲問題是值得考慮的。也許，這裏面的確有打破均衡的想象。看現在各個領域發生的審美性變化，“對稱”似乎不再成爲重要的構成原則。爲此在詩歌上還需要做點什麼，的確是有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