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載，15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一夜間散步，只聽得樓上一聲喊：“下邊的人注意了!”便被一個大學生向窗外潑的便盆澆個正着。路易十一沒有惱怒，反而留下一筆賞金，以“鼓勵這名學生熬夜讀書的努力”。
國王的寬容由此成爲美談，但人們不談或不太談的是，中世紀時，歐洲的城市居民都在理直氣壯地往門外窗外扔擲垃圾糞便。由於沒有成熟的城市衛生管理體系和與之配套的公共廁所、垃圾箱和排水系統，當時的城市街道上，“滿地都是糞便、腐水、垃圾和塵土組合成的爛泥漿，以及伴隨着的浸透城市的惡臭”。
那幾個世紀，城市居民飽受流行性傳染病的蹂躪。可怕的黑死病是最大的殺手，1346年到1353年，它造成幾百萬人的死亡。但無人意識到，死神正是從自己每日丟出窗外、遍地開花的垃圾中飄然而出。
當時的輿論認爲，傳染病的元兇，是遙遠天際中星辰的排列——“火星、土星和木星連成一線，使最可怕的瘟疫傳播”，與此同時，一名醫生說：“任何發臭的東西都不會致命，任何致命的東西都不發臭。”這代表了當時醫學界的普遍看法。
也曾有一些官員試圖改變街道中垃圾橫飛的情景：1348年，當黑死病蔓延巴黎時，當地路政官要求“居民清掃自家房前街道，並將垃圾運送到指定場所……任何違反者將被處以十倍罰金”，但幾乎無人遵從這一條例。
1395年，巴黎的路政官頒佈了一條或許是空前絕後的對亂丟垃圾者最爲嚴厲的處罰，“凡向塞納河傾倒垃圾者……處以絞刑”，但這絲毫沒有嚇住那些居民，“他們還在無恥地犯罪”。
各個城市清除垃圾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完全是居民們和市政官員不斷鬥爭的歷史。在公共衛生方面，城市居民們對垃圾的漫不經心已經根深蒂固，直到19世紀中葉，大部分歐洲城市居民還是不斷將垃圾丟在馬路上。
直到19世紀末，巴斯德指出疾病是由細菌傳播所致，才從根本上轉變了市民的觀念。城市逐漸裝備了自來水管道和龐大的排污水管，垃圾被禁止在公共場所停留，並被送到專門的垃圾場。
但幾個世紀以來，垃圾數量的增長呈現出加速的局面：1872年，巴黎市民人均每天扔掉200克垃圾，1922年每天要扔掉700克垃圾，而到了1994年要丟掉1.6公斤垃圾。法國人每年“生產”的垃圾，能裝滿兩列長達一萬四千公里的火車——車頭在上海，車廂在莫斯科，車尾在巴黎。
有增無減的垃圾山，蠶食着人們生存的空間，關注環境的官員、科學家和市民們開始研究將垃圾分類，在他們看來，有些垃圾只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如果加以利用，既可以緩解資源不足，也可以減少垃圾無法處理的煩惱。
1883年，當時巴黎的行政長官歐仁·普拜勒簽發了著名禁令——要求不動產的擁有者提供三個專門的容器投放垃圾，分別裝易腐爛物、報紙和破布爛衫、碎玻璃、陶片。但這條法律受到有產者的抵制，成了一紙空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分類垃圾箱才真正得到實施。
制定和實施垃圾分類——回收——循環利用，需要政府官員、企業家、科學家、公民的共同參與，能否成功，取決於有效的管理和人們對此的重視及漸漸養成的習慣，正如幾百年來人們逐漸接受不斷提高的城市衛生標準一樣。
人類厭惡垃圾給他們帶來的煩惱，但如若沒有垃圾，則意味着人類世界已經停止了運動。人類與垃圾彼此對立卻又密不可分，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那麼，“當無法改變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應該改變自己”，從垃圾製造者變爲垃圾管理者、垃圾再利用者——這是現今人類社會面臨着的持續不斷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