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玉米地的小路上，鋪陳着一叢叢葳蕤繁茂的馬齒莧。這種野菜在城裏深受追捧，常以不菲的身價招搖於豪華酒肆，可在鄉村的角落，它不過是個素面朝天的蓬頭村姑，乏人側目。
和年近八旬的父母一道在地裏忙活了整整半天，掰得數百個大大小小的玉米棒。可惜，其中不少橫遭“賊”手，遍體鱗傷。光顧玉米地的“盜賊”主要有兩夥：一是自村南團山上下來的松鼠，一是夜間橫行無阻的狗獾。這兩樣野物前些年是很難見到的，如今卻時常成羣結對在田間出沒。
人都擠進城裏，野物的地盤自然廣闊許多。想當年，是很難見到一截長草的田埂的。青草甫一露頭，便會立遭腰斬，送進畜禽的口中。可現在，幾乎所有的田埂都掩沒在荒草中，鷺鷥們如同一杆杆白色的旗幟，插在草叢裏，偶爾有人路過，它們也都選擇視而不見。面對這樣的田園，你會覺得，故鄉像是裹在筍衣裏的，很難清晰地判斷，它是在迴歸本我還是在頹敗末落。
將玉米的筍衣一一剝開，本是簡單的小工序，我卻因此吃了大苦頭。據說，玉米鬚是一味中藥，能利尿消腫、降壓清肝，可有誰知道，它也是個一言不合就興風作浪的“暴脾氣”呢？剝完筍衣，感覺兩隻手腕有些異樣。幾小時後，出現大面積紅疹，奇癢難耐，雖找出風油精、“膚輕鬆”一陣亂塗，卻絲毫未見消褪。醫生診斷，綿裏藏針的玉米鬚是罪魁禍首，但我的皮膚要負次要責任：過於敏感，一攻即潰。
這讓我想起十一二歲時的一次經歷。一天傍晚，放學後扔下書包，便穿着背心像平日一樣去幫父母做農活。當天是在穀場抱曬過的油菜秸。忙活了一陣，身上先是搔癢，繼而起包，由少及多，直至遍佈全身。隨之而來的，便是不明不白的高燒。送至公社醫院，打針吊水，不見好轉。
有人提醒，鄰近的八里公社有個楊老先生，治療“過花”（麻疹）很有辦法，可以送過去瞧瞧。是時，去八里並無公路，家中便臨時用涼牀紮了副擔架，擡我的是開山叔他們。那時候的鄉下，一家有事，衆人伸手，鄉鄰之間是親如家人的。
離八里公社有十幾里路，我昏昏沉沉躺在擔架上，依稀看見開山叔的後背被汗水浸溼。
楊老先生看過病情，當即熬了一碗中藥，讓我喝下。半小時不到，全身的包竟真的無影無蹤了。我至今仍不知當時所患何病，只是覺得老先生確是一位救難的神醫。三十多年後，不知時過花甲的老人家是否健在，能否聽到那時的少年一聲由衷的“謝謝”。
用竹籃和篾籮將地裏的玉米棒搬回屋前的'穀場。村裏的老人們都過來圍觀，誇我家的玉米收成尚好。年輕人都去了城裏，村裏只留下這些老人。聽說，前一段縣裏組織電影下鄉，在我堂叔家門口放了一場。放映隊喊破嗓子，只來了七個老人加一個幼童。一部終了，大家都拎起凳子說要回家睡覺。放映隊一再挽留，請求再看另一部，幫忙完成“任務”，但習慣於日落而息的老人們並未買這個賬。
本來玉米棒是需晾曬幾日方能剝粒的。曬過之後，粒與芯之間會大大鬆動，剝起來要容易許多。但我只有一天假期，只能迎難而上，省掉晾曬程序。看我開始忙活，老人們紛紛拎了凳子圍攏過來。剝粒是份力氣活，先要用剪刀從玉米棒中間撬出一個豁口，然後順勢而動，如同攻克一排排小小的城池。我已多年未乾像樣的農活了，此番作爲正規軍參戰，多少有些吃力，不僅動作笨拙，手指的力道也是硬傷。
看着老人們一邊東家長西家短地閒話，一邊將玉米棒搓得上下翻飛，我想起當年生產隊幹活的場景。勞作固然艱辛，卻能自得一派立地抱團的快樂氛圍。談笑之間，一石田的秧便栽上了。當年，一個“整勞力”每天的工分也就10分，折算成人民幣不過0.4元，但大家對“半夜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似乎從沒抱怨過。海涅說過：“冬天從這裏奪去的，春天會交還給你”。有時候，一身泥水的莊稼人哼唱于田頭的一段小調，較之於金色大廳音樂家們的《命運交響曲》，可能更富深意。
年近古稀的開山叔清理完自家地裏的山芋藤，也匆匆趕來幫着剝玉米。他最近身體不太好，站的時間一長，手腳便不住發抖，也未查出是什麼毛病。他說，孩子前一段接他去城裏過了幾日，可把他急壞了：對面鄰居互不相識，南腔北調說不上話。最讓他憋屈的是，城裏沒有莊上這幾位老人，沒有玉米。
剝完玉米，已是黃昏。老人們漸漸散去，各自回家做晚飯。開山叔說，吃過晚飯，大家還要像每天一樣沿着村路去散步呢。
望着老人們的背影，心中一陣恍惚，彷彿適逢生產隊收工時分。我仍活在當年，眼下不過是剎那的時空交錯。只是，那幾個佝僂的身影，已不再是田地間生龍活虎、唱着小調的精壯勞力。
我和兒時的夥伴們，都在城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