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國學應該與專學並行不悖，下面是YJBYS小編收集的論國學學格，歡迎參考!
每一種學術都有自己的學格。國學作爲一門學問，自然擁有相對獨立的學格，否則很難稱之爲“學”。所謂學格，是某一種學問或學科的基本特質，關乎該學術的本體論問題。但迄今爲止，“國學是什麼”一直未有一致的回答，國學學格也就難以確定。那麼國學究竟有什麼特質，國學的學格是什麼，換言之，它之爲學的理由何在?
首先，國學是中學，不同於西學。國學是在清末民初受到西學嚴峻挑戰後產生的一種新的學術概念。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入侵及西學的兵臨城下，國粹學派首先打出了“國學”的旗幟，他們針對“外人所惎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姓，必先廢其國學”(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的情況，以及中國士子“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的現象，提出了“保存國粹”的主張(黃維熙《國粹保存主義》)，但未能扭轉西學衝擊的趨勢，中國學術西化趨勢加劇，國學受到較大的衝擊。直到20世紀90年代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纔再一次形成“國學熱”。顯然“國學”的復興與西學的刺激和挑戰密切相關。儘管國學的部分內容如佛學也曾經是西學和外學，但經過長期的漢化後，已經成爲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國學包容外來文化需要有一個“緩衝”期，否則會被鋪天蓋地的西學所同化(即“全盤西化”)，故今日國學強調其“中學”的身份就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人急切地想把西方現代文化精髓納入國學，提出“新國學”的概念，用心良苦，但實際上有悖國學與西學相區分的初衷。其實，除國學之外，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如哲學、倫理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西方文學等都浸透着現代西方觀念和理論。在此情形下，沒有必要賦予國學過多的內涵和功能，而模糊了國學的個性。
其次，國學是民學，不同於君學。國學先驅鄧實在《國學真論》中明確提出：“和國學相對的是君學，後者是隻知有君的僞儒之學，其弊病在於頌德歌功，緣飾經術，以媚時君，希冀富貴。”可見，國學提出時便試圖與君學相切割。在古代，國學主要的內容是君學，但經過近代百年曆次變革，中國的君學已經“西學化”，傳統國學則退出君學舞臺。進入21世紀後，國學迅猛發展，各地出現了許多讀經班，大學和社會機構紛紛舉辦各種國學講座，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等院校紛紛開設國學院。但總體上看，國學未被視爲統治之學，而多由學界和民間推動，仍然保持着民學的特徵。
最後，國學是通學，不同於專學。1906年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指出：“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爲國用。”他又在《國學真論》中稱“至於國學的內容，則是經、史、子、集無所不包，一句話，國學即是神州之學”。可見，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綜合學問。近代學術分科之前，國學有經、史、子、集之分，但並未形成十分明確的此疆彼界，國學大家都是各部兼通的通才。像清九年級大儒顧炎武、黃宗義、王夫之和乾嘉考據大家王鳴盛、錢大昕等，基本上是各學兼通的。錢大昕在經學、史學、子學和集學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經學上與修《音韻述微》，提出“古無輕脣音”的學說，史學上撰著《廿二史考異》《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等，子學上撰著《三統術衍》等，集學上著有《潛研堂文集》和《元詩記事》等。在傳統國學體系下，沒有專業化概念，只有通學體系下個人學問的擅長和偏好。從國學與專學的經典上來看，二者並不相同。國學只以五經、四書、前四史、春秋戰國諸子之書爲其通用的經典，古人無論是擅長史學還是偏重文學，都只強調上述“中華元典”的經典價值。而專學則有各自不相同的經典，如隋唐史的經典首推《隋書》和新舊《唐書》，宋代哲學專業的經典則爲程朱文集和《朱子語類》，古典文學專業的經典則有《文選》、四大小說等。
由於國學的“通學”性導致了它的靈活性特點。國學經史子集無所不包的博通性，使其可以隨着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自由地選擇其不同的部分和側重面，通過取捨和整合，形成自己的主要面貌。國學與君學相對，曾指超越統治之學的所有學問;與西學相對，曾指中國固有之學問，即國故。後來，隨着君主專制的式微和西方勢力的侵凌，國學日益傾向於保存國粹，漸漸等於“國故”。又由於宋學即理學多傾向於宣揚綱常倫理，有“君學”之嫌，國學又傾向於指稱漢學(即樸學)。時至今日，國學不再負有20世紀初期反“西學”和“君學”的政治任務，那麼它當前的迫切任務便是糾正專學的片面性和學術“碎片化”之弊，強化其會通的特質，凸顯其通學的學格。分科之學的弊病是一旦形成專學(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便固定不變，而國學雖然講究綜合和統一，但卻能隨機變化和因人而異，有較大的靈活性。
概而言之，國學的學格是以“通學”爲基礎、兼具“中學”和“民學”特性的學術個性。會通是其學術方法，傳統文化是其基本內容，服務民間是其價值取向。
國學的評價標準
當今國學在選擇性整合後，突出了通學的特質。由此，國學的評價標準便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當今國學教學實踐表明，國學班的`學生仍由文、史、哲中涉古專業的導師指導，甚至答辯時也與專門之學的學生一起，評價論文的標準仍然是以是否專精和是否有硬傷來判斷，導致國學班學生的論文被認爲空疏，多漏洞，不紮實和缺乏嚴謹。這顯然是將國學當作專學來看待，將國學學生當作專業學生來培養，其結果是抹殺了二者之間的差異。對於國學的評價標準，筆者以爲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以會通取代專精。國學既然以通學爲特質，那麼它的評價便應該以“會通”爲主要標準，而以“專精”爲次要標準。
會通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特色，即國學的特質。會通就是將經、史、子、集之學融會貫通，既有紮實的“國小”(文字、音韻、訓詁)基礎，同時又能將各部之學貫通，從而達到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效果。所謂“會通”是從《周易》的變易貫通觀念發展而來的一種學術思想，引申爲對經典本身的“融會貫通”和對不同學派、不同學術和不同時代(古今)的貫通。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也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鄭樵提出“會通”思想有直接的影響。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指出要實行“總天下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的學術目標，並強調“會通之義大矣哉”。這種會通思想是一種研究傳統學術的重要方法和指南。
當然，中國學術也曾發生過“專”與“通”的爭論。司馬遷、鄭樵重視通史及其貫通精神，而劉知幾等則重視斷代史及其專門爲學的特色。雖然有此類分歧，但在西方分科之學進入之前，中國學術只有偏重，沒有學術分科概念。近代以後，西方分科之學傳入，瓦解了傳統國學的統一性，甚至也瓦解了經、史、子、集的相對部類，使中國學術分化更加細密。傳統國學分爲文、史、哲，文、史、哲下面更分爲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先秦史、明清史、宋元哲學、佛學等衆多的涉古專業和二、三級學科。學術的評價標準也隨之變化，注重專精和嚴謹。由於每人面臨的學術領域比較狹小，因此只要將此專業內的知識和史料弄熟玩透，不出現硬傷，便氣壯如牛。這種注重專精和細密化帶來的缺陷，桑兵在《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的敘論中稱之爲“一科一段的知識”，是“一知半解”和“門戶之見”，“學人越是不識大體，越是敢於放大一孔之見”，甚至“將有限的所知放大爲整體”。爲了避免專學所導致的盲人摸象式的弊病，就有必要改變學術評價的標準。對於國學而言，要用會通的眼光來衡量。對於國學生所撰寫的論文，要看它是否寫得通貫和圓融，有沒有一種通學氣質和學術靈魂。
第二，以軟傷取代硬傷。國學既然重視會通與融貫，重視系統和整體，就應該警惕出現“軟傷”，而不是像專業之學那樣糾纏“硬傷”(其一專業基礎知識和史料的錯誤)。
所謂軟傷，就是國學呈現的系統毛病，就像人在整體上出現氣血不活、無精打采等問題一樣，外表上看好像沒有硬傷，但體內循環不暢，血凝氣滯。國學論著如果在選題或主旨上沒有一種會通式的暢達和融會貫通的氣質，既無關天地性命，又無關國計民生，即使其操作如何精密和嚴謹，無一處硬傷出現，也不能算達到國學論著應有的標準。
專業之學，只要對其“一畝二分地”精耕細作，就能做到嚴謹和避免硬傷，以此爲評價標準可謂適得其所;國學既然以“一國所有之學”作爲研究對象，就不可能再像專學那樣每個領域都精耕細作和樣樣精通，只有注重會通和“抓大放小”，才能不與專學雷同，而與其通學學格相配。用繪畫來作比喻，專學類似於工筆畫，國學則相當於寫意畫，重視“神似”而不是苛求“形似”，以氣韻生動爲目的。國學研究不應該像專學那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胸不敢當傳統學術的全局，並在其中游仞有餘。衡量國學若徒持嚴謹和無硬傷的標準，就不能區別國學與專學的不同特質和功能。在信息時代，進行大量的信息綜合和融會貫通，產生國學成果，形成國學思維，變得更爲迫切和重要，那麼在會通中出現的“軟傷”，則是國學之大敵。
國學雖然是爲解決專學的彼此隔絕和顧此失彼而出現，但不應該也無法取代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頑強生命力的專學，而應該與專學並行不悖。專學的分析以國學的綜合爲前提，國學的綜合也以專學的分析爲基礎，構成良性互動，形成完善的學術生態。在國學與專學並存的背景下，學術評價應根據二者不同的學格設定不同的標準，以達到各盡所能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