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大師馬塞爾·普魯斯特在其文學批評著作《駁聖伯夫》一書中曾經如是強調說：“聖伯夫及其後來所有的人，在批評或者讚揚福樓拜時，好象都沒有意識到福樓拜巨大的創新……福樓拜以句法引起或表現視覺景象和描繪世界，是一場革命，與康德把認識的中心從世界轉移到靈魂那場革命相比，一樣偉大。”普魯斯特當然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也即是說福樓拜確以他那“純客觀”的獨特而神奇的小說表現手法、不聲不息之間即賦之於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以觀照世界的——主體地位（視覺和知覺也即是觀照）。
可以說，在大哲學家康德之後，恰恰正是作爲小說家的居斯塔夫·福樓拜再一次深刻而有力地闡釋了我們作爲人之存在的強烈的乃至無可逆轉的主觀性（而人的主體地位正可順理成章地被樹立其上）。而充分發掘和表現出它的意義，以此福樓拜便爲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尤其作爲問題之核心的包法利夫人）贏得了——作爲人之最普遍亦即最深刻、然而也最容易被他人尤其被歷史所抹殺的“人性”（尤其作爲一個女人）——以應有的被強烈重視、被深入理解的充分壓倒其他一切的主體地位！
一個人即是一個世界，一個作爲主觀真實的世界，每個人的自我也就意味着乃是此世界的核心（當然也是一切與此相關聯的問題的核心）。而我們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只要深入地解讀福樓拜，潛移默化之中，我們觀察與理解世界的眼光就會有所不同，甚至產生質的轉向），它於是也就成爲作爲我們人性之普遍理解的基礎，其意義自然也就非常之重大。
因此說，作爲開世界現代主義文學（思想）先河的福樓拜，他的小說尤其《包法利夫人》一書，甚至與《人權宣言》一樣是具有劃時代的不凡和偉大意義的，至少在文學史與思想史上是如此（絕對不能小覷）。
那麼，就讓我們試着分析一下它的意義吧。
（一）
常言道：眼見爲實。然而，即使從最一般的生活意義上言之，此判斷也不盡使人感到完全信服；而如果將其上升至哲學意義上理解之，那麼此言即是大錯而特錯的——因爲它首先從根本上即忽略掉了作爲我們個體內在世界作用於（觀照）外在客觀世界的極其強烈的主觀性，甚至從這個意義上講——眼見，則必不爲實（比如孔子曾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推而廣之，我們每一個人的確都有自己最獨特的觀察視點）。
其實說到底，我們作爲一個本質上即帶有強烈主觀意味的人，只能理解我們所能理解、並按照我們自身所能擁有且習慣的方式接受我們所能接受的東西（讓我們試着理解一下，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弗蘭茨·卡夫卡也曾經就表示過這種類似的觀點）。也就是說，每一個作爲主體的存在都是具有它最獨特的觀察和積極判斷之意義的（形之如俗語所言“人各有志”）；按照普魯斯特的理解，所謂“世界”乃是註定了要爲精神所反映和扭曲的——主觀存在——也因此可以從相當的涵義上講，絕對的真理實在只是我們自身一種最無知的追求和奢望。
然而，如果我們過分地或者說絕對地追究了世界之主觀性和其扭曲意義，那麼我們就會輕而易舉地陷入不可知論和可怕的虛無之泥潭（我就曾經是這方面一個活生生的痛苦的實例）。歸根結底，具有一定真實性也即相當之普遍意義的所謂相對的“真理”往往總是一種令人歎服、不言而喻的客觀存在（比如甚至“不可知論”也是一種獨特的具有相對意義的所謂“真理”），因爲真正的世界總是“絕對”意義與其“相對”意義的有機及辨證統一。甚至也可以這樣理解，物質存在（世界）永遠是絕對的、是作爲本體性的，而精神存在（世界）則永遠是相對的、是作爲主體性的。
尤其，我們自己那最清醒的理性就常常如是告知我們——世界是可以被最終認識和把握的——這也即是我們需要強調人之主觀能動性的出發點之所在。只是，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具有高低不同的差異的（甚至是歷史與文化的差異），這也即是通俗意義上所說人的能力、貢獻有高低大小之分，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研究問題的核心——真正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調整兩個或多個對立主體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使之產生根本的認同）並從中確立相對之“真理”！
其實，在思想的表達意義上，也就意味着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深切理解與同情相惜之心（使人最強烈地感同身受）。而這是真正困難的，而這也恰恰突顯了作爲一代文學（思想）大師的福樓拜之“純客觀”的小說表現手法的極其優越和獨到之處（自然，它也是真正意義上的所謂文學表現手法的巨大創新）。
文學的表現力一下子即被深刻化了，並再次取得了小說藝術在思想表達方面的突破及其獨特優勢——甚至可以說，小說藝術只是到了福樓拜（而不是巴爾扎克）手中，才真正地開始成熟和飽滿起來！這纔是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
（二）
所謂“主體地位”，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此處女子與所謂“小人”是作爲一種與所謂“君子”矛盾與對立的客體出現並被加以強調的（非主體也就意味着非價值、非認同，至少要遠遠低於主體的價值），他們已然被狹隘的、專制的作主觀定性，因此，他們——沒有多少價值甚至可以被完全忽略的他們（尤其女子），從本質上即被剝奪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權利，尤其被剝奪掉了本應該作爲一個主體被深切同情、包容尤其認同的權利（而這絕不是一種個例，它正是非民主、非人權的專制主義社會其大歷史背景下的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是一種歷史落後的必然，因此它也並不會以某些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
然而，在福樓拜的小說作品中（此時歷史已然昂首闊步地步入了較爲開明的近代），可以肯定地說，福樓拜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尤其重要人物）都不再作爲被小說家所強加的“先驗式”的主觀意識（福樓拜彷彿意識到了它的莫大侷限性，尤其它從根本上即妨害了真實）——作平面、單純維度觀照（剖析）的一種沒有積極生命力的——客體對象，反而是讓他們作爲一個主體去積極地觀照世界（認同的意義也就隨之產生，比如少有人不會深切同情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從而我們將單純的道德置於腦後）。於是，最匠心獨運的小說家便從自己的'作品中巧妙地隱退了（當然，這不可能是真正的隱退，反而是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態來引導和啓發讀者的知覺與判斷，尤其使得我們作爲讀者對於小說人物必要產生強烈的思想感情的共鳴）。
在此一點上，列夫吠卸?固┑木拗??弧棟材確卡列尼娜》的主旨思想，也正是極其難得、不謀而合的與《包法利夫人》一書的主旨思想相一以貫之的，自然托爾斯泰也意識到了這個關於“隱退”的問題，他說：“最令人陶醉的作品是作家在其中似乎力圖隱蔽自己個人的觀點，然而卻又時時處處讓人無不感到它的流露。”我們不禁自忖：到底小說家爲什麼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作積極隱退呢？當然，托爾斯泰最終也給出了我們一種比較合理化的解釋：“有一位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熱愛的，我要把他的美儘量完善地表達出來，因爲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他永遠都是美的。這位英雄不是什麼別的東西，他就是——真實。”總之，一切都是爲了真實！一切判斷真理的標準也都最終必然會訴諸於真實！
因此，爲了贏得真實，小說家必要真正深入到自己人物的微妙且複雜的內心之中去，尤其必要將其作爲一個真正的主體去深刻觀照之（這也即是爲什麼福樓拜會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無論這個人物的是非賢愚、高低貴賤甚至老弱婦孺，只要他（她）的存在是客觀的、真實的，那麼，小說家在處理這個人物時，就必要將其作爲一個行爲與思考的人性主體去觀照他（她）——惟有如此，纔可能會揭示出真正深刻的人性（而真正的理解即源出於此），纔可能真正地會發掘出真實的那以至令我們的心靈竟爲之震盪的深廣涵義！
比如，卡夫卡就曾經細緻地研究過福樓拜這位偉大的觀察家（小說的視角其實也就是一種內省和觀察的視角），也因此卡夫卡受到了福樓拜的深刻影響。爲此，米蘭?昆德拉在論述卡夫卡的作品時曾經這樣說：“人們越是集中精力，越執着地觀察一個現實，就越會發現它並不符合大家關於它的想法。”本來看似平面、單純的事物被慢慢地神奇般竟賦之予縱深、多維的涵義！而這，無可質疑，也正是卡夫卡與福樓拜的精神真髓之驚人契合處（不過，這句話也從一個側面道出了福樓拜之所謂“慢功出細活”的成功祕訣之所在）。
（三）
其實，在強調我們（尤其女性）作爲人的主體意義方面，《紅樓夢》也可謂是一次我們民族思想史上了不起的創舉（而這也即是它有別於甚至從根本上超越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巨大精神價值之所在，當然《源氏物語》主要是因爲太早出了）——曹雪芹最終依靠自己獨特的小說美學（尤其作品中所流露出來的清醒的悲劇意識及其強烈的生命基調）和對於人性的深刻洞察及理解（這得益於他複雜、痛苦的人生經歷），從而在我們的精神意識領域即基本確立了——作爲女性的主體地位（可以說，這也是需要我們認真體察以至非同小可的）。
作爲《紅樓夢》的真正作者（精神原創者）曹雪芹，其對於女性內心世界的深刻觀照，不容置疑，是具有主體意義的，因爲他承認並強調了女性作爲一種生命主體（尤其乃是人的主體）其不容褻瀆的尊嚴，也即是說他破天荒地承認並強調了女性的其最根本的存在價值是和男性完全同一與等價的——於此，男性的主體權威尤其作爲男性的歷史權威被嚴重質疑（對於否定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宣佈封建歷史的沒落，曹雪芹作爲一個大思想家是具有清醒的意識的，這一點有目共睹；但是，他還遠遠看不到未來，所以他也是痛苦的、更是矛盾的）！
不過，值得強調的是，作爲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一種超出其創作者自身意義的獨立存在。爲此，《紅樓夢》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這一幕，當賈寶玉聽到史湘雲說林黛玉生得像一個戲子時，寶玉生怕惹惱黛玉，過來勸說，而黛玉卻一語驚人：“我成了給爺們兒解悶兒的了。”此言甚是值得我們深思，一生孤高悽絕的黛玉於是即被強烈地突顯出了其作爲一個女性凜然而不容褻瀆的尊嚴！甚至從某種程度和意義上說——男性的主體權威就是這樣被這一句話——給打破的。
《紅樓夢》裏細緻地描寫了一大批女子，將其歸結到藝術真實上，如此則可以能夠以一個字來概括之——那也即是——美（因爲真實，所以“美”）！所謂文學藝術，尤其小說藝術，都必定是要以美爲最高表現手法也即是——最終歸宿的。因此說，一個小說家真正值得推崇、也正是最終奠定其歷史地位的優越之處，也即在於其深刻（真實）——但此深刻（真實）又絕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說到底，小說家仍是一位最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家——他必然以“美”作最終歸宿。
因此，曹雪芹這位最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家依靠自己獨特的文學表現手法和表現思想，其同福樓拜一樣，最終在我們人類的意識形態領域爲女性贏得了被深入理解以及被強烈同情（尤其強烈認同）的——乃至同男性相等價的主體地位（甚至表面看去還超過了男性——XX說，曹雪芹是尊重女性的）。
（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包法利夫人》一書剛一出版，就因爲涉嫌有傷道德風化問題被當局（教會）查禁。然而，今天來看，這恰恰是非常諷刺的，因爲福樓拜的文學表現思想已經遠遠超出了道德的狹隘範疇（也就是說他已經遠遠地超出了自己的時代），無疑，他的作品於今甚至未來都將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也因此可以說，其哲學與思想意義之重大甚至是不可估量的。
稍稍可作補充的是，我自己的小說創作（作品）也正是與此精神主旨一脈相承的，不過它更多的材質是屬於真正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尤其作爲思想感情的濃度與強度方面，是要遠高出古典文學的——而這也正是我所衷心和艱苦追求的文學表達效果——這也就是爲什麼我要一意強調自己文風的強勁之所在處。
尤其，當我們已然分明地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即成爲一種獨立的精神存在時，我們就只能這樣在內心深處權作安慰自己：盡人事，而聽天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