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西方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後形成的新教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並在《中國的宗教》一書中認爲，傳統以來的儒家孔教，不但無助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形成與發展，反而構成了一大阻礙。因而，近代資本主義只能在西方國家產生而不能在東方國家產生。然而，歷史的發展似乎向馬克斯·韋伯的論斷提出了挑戰。上個世紀60—80年代，當西方國家的經濟走向蕭條時，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東亞經濟圈卻出現了經濟起飛的奇蹟。當時，人們在考察其原因時，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因素本身，如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資本的積累、勞動力技術等等。但這時的世界各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經驗，爲什麼沒有出現像東亞這樣的經濟奇蹟？同時，人們又考察了非經濟的制度結構，這些國家在制度結構方面也大不相同。人們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時，發現這些地區的共同之處就是，長期以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於是，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產生了：儒家文化對於亞洲這五個地區的經濟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層面上的有利影響?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是什麼?它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及對社會的整合價值
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認爲，所有的思想和知識都是某個社會結構或歷史進程的產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和以皇帝爲最高頂點的垂直隸君型的社會結構上產生的。經百家爭鳴、兩漢獨尊儒術、魏晉儒道並融、隋唐儒釋道並立、宋明理學的興盛，儒家文化經久不衰，並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轉化過程中通過對其他文化的吸納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來。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獨領風騷兩千多年，這不僅在於它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需要，還在於它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質。
（一）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
1、人本主義思想
在西方的神話傳說中，宇宙萬物是各種神創造的，在神之上有一個統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國神話故事中，創造宇宙萬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間的偉人：盤石、女媧、伏氏、神農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說，一開始，中華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萬物中的主體性地位。在《孝經》中孔子曰，“天地之間，人爲貴”。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爲天下貴”。並進而解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草木、貴於天地之間，在於人有“仁”和“義”。“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實質，仁者“愛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對自己之愛、對親人之愛推廣到對一切人的愛。《淪語·雍也》中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博愛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義”是指人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會道德，並肯定事在人爲，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改變自然和現實社會。所以說，儒學是一種積極人世的人生哲學。它塑造了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勤奮向上的性格，培養了中華民族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責任心和緊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告子》)。這種精神鼓舞了歷史上的中國人創造了古代中國的燦爛文明。
2、“內聖外王”思想
在積極肯定了現實生活的人生態度之後，儒家提出了現實生活的理想原則，這就是著名的“內聖外王”思想。“內聖”是對個人主體心理修養方面的要求，以達至仁、至聖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會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實現仁政、王道的目標。“內聖外王”，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和社會理想的統一，它所注重的是個人人格的自我修養、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對社會人際關係的治理。怎樣進行個人的內心修養，實現“內聖”的人生目標，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規範，如“禮、仁、忠、孝、信、義、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緣爲紐帶的父母兄弟之間的親情之愛，以及由此推廣到對一切人的愛。爲了達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禮”的概念。“禮”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思想。孔孟還強調忠君孝父、友信仁義。在此，儒家爲君臣關係、家庭關係、一般的人際關係提供了行爲準則，爲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倫理規範。至於怎樣實施這些規範，儒家認爲，除了人們自己潛心修養外，還有賴於社會對個人的道德教化，將這些倫理規範內化爲人們的心理過程，轉化爲人們的內在品質與性格，因此，儒學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國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張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恆產”，因爲民有恆產纔有恆心，無恆產則無恆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繼孟子之後，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說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外，儒家還有許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內聖”與“外王”並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相統一、相一致的。孔子認爲“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認爲“聖者”可以爲王，聖者就是王者，聖王是合一的，即修養自己，安頓好家庭，達到至聖，就可以治國、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強調人本思想，但不同於西方文藝復興後的人文主義。儒家文化強調人的主體性的同時，還提倡“天人合一”，主張自然與人的和諧關係。而西方的人文主義在反神教的同時，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強調人定勝天，強調人類對自然的無限開發，如今的生態系統失衡與這一“戡天論”思想是不無相關的。
孔子所講的天命，不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郭沫若說：“孔子所說‘天’，其實是自然，所謂‘命’，是自然之數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論語·陽貨》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際”問題時，把“天”與“人”納入一個能自覺維持平衡的有機系統中進行思考，認爲天人之間緊密相聯，不可分割。孟子認爲，“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漢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類說”，認爲人與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於天，天人之間存在着神祕的感應關係；天人之間用王者貫通起來，王者依天行事，“天瑞應誠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將招致“天譴”。顯然，其目的旨在尋求天人的和諧統一，維持現存的社會秩序。傳統儒家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了有機的自然觀，也是儒家文化特質之一。
從以上的內容來看，儒家文化充滿了人文主義精神、有機的自然觀、完美的倫理道德體系和重民思想。這些思想不僅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歷代統治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更爲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滲透在中華民族日常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價值已遠遠超過了它所賴以產生的那個時代對它所做的要求，而成爲中華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基礎上產生並體現出其文化價值。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現象中都體現出某種文化價值，由於這個緣故，文化現象或者是被產生出來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綱常倫理爲核心的特點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價值就是它對於協調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具有極強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價值的整合。社會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慾望，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如果沒有統一的文化薰陶，就難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達成大體一致的觀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綿延幾千年，在於它爲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的人提供了統一的價值觀，這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思想。
2、規範的整合。統一的價值觀需要統一的規範去維持，文化的整合規範因價值的需要而產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統化和協調一致。因此，不僅要制定統一的規範，而且要內化爲個人的行爲準則，從而將社會成員的行爲納入一定的軌道和模式，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儒家文化的規範整合在於它提出了“禮、仁、忠、孝、信、義”等一系列的行爲規範，並強調人們修身養性，通過人們的這種內在的教化來自覺遵守社會規範，實現規範的整合。
3、結構的整合。社會是一個多元結構的系統，是由衆多互相分離而又互相聯繫的部分組成。每一個部分和單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聯結起來才能實現，才能對整個社會的運行發揮作用，即所謂的功能互補。由於統一文化的作用，使社會結構成爲一個協調的功能體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愛民二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爲了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愛民”是爲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爲了鞏固君主制，從而，實現了君主階層與百姓階層的結構整合，以進一步實現無爲而治的社會理想。同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實現了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的結構性整合。還有人聖思想，即只要人人潛心修養，都可以成聖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說，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並不過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二、儒家文化在東亞現代社會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經歷了幾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讓人們認識它的價值，是由於近些年來西方經濟的萎靡不振和東亞經濟圈的迅速崛起。人們發現，東亞經濟的起飛除了科技、經濟等物質性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在支撐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現代社會發揮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賴肖爾所說：“當代的日本人，雖然已經不是德川時代他們祖先那種意義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們身上仍然滲透着儒教的價值觀、倫理觀。”[4]
(一)儒教的整體性原則
本世紀中葉以來，由於西方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和對利益的無限追求，損害了經濟組織和集團的正常運行，而東亞人雖然也有現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識，他們也追求個人利益，但社會仍保持着統一，並顯示了集團整體性的效率。如在韓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二者．是同時加強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這主要源於社會本身所具有的統一機制。東亞的這些國家歷史上長期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它們都有中央集權的歷史傳統。雖然君主制在近現代社會已不存在，但以“忠孝”爲支柱的儒家倫理秩序經過長期在人們生活中的潛移默化，把優於其他文化的整體號召機制保留至今，從而，“國家，作爲一個大集團，具有高效率地實現某個預定目標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層制被稱爲現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風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韋伯看成是傳統落後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卻在東亞國家的經濟組織管理中體現了它的有效性。東亞國家把國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團都以家族主義方式聯繫在一起，在企業中，人們的地位雖然不同，卻使人們有一種家族一體的感覺，企業成員之間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際關係，忠孝相統一的行爲模式。在韓國，許多企業把職員稱爲家族成員。在日本，家不僅僅是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單位，而是擴大化了的具有獨立性的社會集團或組織。日本學者認爲，日本企業管理的全部祕密在於“家庭意識”。一個公司如同一個家族，每個職員爲了維護公司的名譽，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對職員實行終生僱傭制，以此對職員和家庭負責到底，增強公司的凝聚力和職員的歸屬感、責任感，使職員把公司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聯繫起來，從而發揮集團的整體性效率。
(三)追求和諧的人際關係
在以儒家禮義、忠孝爲基礎的規範體系中，東亞國家追求人與人之間和諧正常的人際關係，以克服個人主義膨脹所帶來的社會災難。新加坡獨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間，迅速成爲經濟繁榮的現代化國家。針對物質享受驟增，個人利益受重視，卻心靈空虛，忽視國家觀念和責任感的現象，他們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重視儒家倫理，有領導、有計劃地推行儒家倫理教育，以調節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係。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學說中，賦予儒家倫理以新的適合新加坡現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釋。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稱，這種“和”的思維方式主要是調和、和諧的意識，即講人與人關係的義理人情。這種“和”被運用於企業之中時，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競爭，即競爭與協調的融合，也就是說，羣體外的排他性與集團內的和諧性。所以，日本企業界認爲，日本企業的.精髓就是“和”。當這種“和”的方式用於日本縱式社會結構關係時，“和諧高於一切”的人際關係將日本社會上下等級關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爲着一個目標而同心協力。追求和諧的人際關係是東亞社會的特徵之一。
(四)教育優先原則
20世紀初東亞國家大多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它們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迅速地發展起來，還得力於它們的教育成就。這一成就淵源於儒家的重教傳統，儒家爲了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主張首先要對個人進行教化，提倡“有教無類”。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力，主張科舉取才，強調通過學習和考試競爭來取得社會的成就和地位，通過學習社會知識成爲社會有用人才。這一傳統使東亞國家和地區無論政府還是家庭都十分重視教育。在韓國，家長爲了子女的教育，無論生活多麼貧寒也要不惜一切代價讓子女上學。同時，韓國政府實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資也很高，發展中國家裏，除以色列之外，韓國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資最高。我國臺灣從 1968年開始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國更爲突出，戰後，日本的教育經費增長很快，從1950年到1972年增長了 25倍，教育經費佔行政經費的20％以上。而同期，美國佔15％，前蘇聯佔16％，西德佔12％，英國佔13％左右。日本政府認爲：“教育投資的成果，其特點是以培養人的才能的形式積累起來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資，從其效果具有持久性這一點看，可以認爲它是生產上的重要投資。”[6]教育的發展，人才素質的提高，無疑是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
縱觀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經驗，充分說明了現代化並不僅僅是對西方國家科學技術、經濟制度和管理經驗的簡單移植，而是根植於本國本地的文化傳統。這些國家和地區經過對儒家傳統文化的反思、批判、繼承，並對之進行適應現代化的轉化、改造，從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對現代化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正如韓國學者金日坤所說：“發展經濟的關鍵並不僅僅在於必須引進有效的資本主義經濟原理或經濟原則，而在於必須處理好這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同經濟的內在關係這一根本性問題。”[7]儒家文化倡導忠誠、責任感、獻身精神、集體主義、教育優先的價值觀，無疑對東亞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三、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
儒家文化在東亞經歷了一個由興盛——衰落——再生的過程。這種肯定、否定、再肯定的過程不是後者對前者的簡單重複，而是對前者的超越。同時，也更加體現了人類對文明體系的整體性、全面性的追求。儒家文化在東亞古代社會與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相統一，因而，它具有統攝整個社會的意義。隨着商品經濟對自然經濟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從而也失去了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是，儒學的道德體系對社會秩序的協調和對社會的整合價值仍然存在。工業化以來，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但是，卻帶來了人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失衡、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人的異化和對人終極關懷的缺乏等等，因而，人類在追求社會全面發展的同時，發現了物質文明的侷限和儒家文化的價值。因此，對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釋和對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對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認識
西方現代化理論認爲，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區別，只是發展速度的差異，並無發展道路的分歧。非西方國家(日本除外)要現代化，必須要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路。西方國家的現在就是非西方國家的未來。由於非西方國家內部制度結構和文化傳統不利於現代化而導致了現代化發展的速度和進程慢於西方，只要這些國家積極地引進和輸入西方國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現代化，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然而，東亞經濟的起飛，推翻了西方現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證實了現代化的多元性。即東亞儒家社會的經濟起飛是否能開闢出一條不同於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來?看來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範圍
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認爲，所有的思想和知識都是某個社會結構或歷史進程的產物。同時，曼海姆還認爲，任何知識都有一定的有效範圍，即對於什麼樣的歷史條件這個觀念才正確有效。[8]也就是說，可以確定文化的效度。從這一研究方法出發，韋伯提出的有關近代資本主義不可能在儒教社會產生的結論是無可厚非的。儒家文化是適應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而產生的，它在創造中國古代文明乃至東亞古代文明的過程中，曾有過輝煌的歷史。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確實阻礙了東亞社會的資本主義產生。因爲，儒家文化的最大特點，在於它對社會的整合功能，這種文化的整合價值只能滿足於需要穩定和秩序的社會，因而，它具有適應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點，但不具有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功能。它的綿延，除了它本身的特點之外，還在於儒家文化主張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而反對改革和社會變遷。而現代化的產生是建立在對傳統社會結構的徹底摧毀之上的。同時，儒家文化重人倫輕自然、重道德輕工藝、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集體輕個人等思想與工業化前西方的重商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而這些思想對現代化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生產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滿足不了人類社會的這種需求而陷入沉寂。這時，西方的科學主義傳統恰恰適應了人類近代文明的發展要求而得以發揚和光大。儒家文化這幾百年的沉落，是歷史之使然，是它的內在特質與人類近代社會的格格不入之使然。沒有它得以生長、繁榮的歷史土壤，從而它也就不能顯示其價值的有效性。社會學家索羅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則”理論中指出：“社會現實是整體的，要了解它，就應承認現實具有多面性的特點。但居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這一點，相反它只會誇大現實的某個方面，並且掩蓋其他同樣正確的方面”[9]。傳統社會中，儒家文化追求社會關係的和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成爲當時的人類主題，雖然中國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質生活和主張發展商業，如墨子的“義”就是講物質利益的，荀子也認爲，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它卻遭到忽視，這並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確。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會穩定的一面，這正是當西方科學主義興起後它急劇衰落的原因。這種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社會人倫而輕自然的文化特點，可追溯到它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特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見地看到其價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諸候爭霸、戰亂四起、社會道德體系崩潰和社會秩序失調的時代。因而，追求治亂、重建社會秩序是孔子創立儒學的根本出發點。同時，孔子所處的也是一個物質貧乏、生活艱苦的時代，戰爭對生產力的頻繁破壞，人民生活在貧苦之中，追求物質生活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因而，孔子放棄對物質的追求，轉而修練內心，以求得心裏的自由與平衡。“存乎欲，止乎禮”就是孔子解決物慾的方法。在此，就出現了東西兩種自由觀的不同。西方的自由觀是當人們內心產生了一種要求時，追求的是外在的滿足，即通過行動去積極滿足之。而東方的自由觀則是去除慾望，不爲欲困，欲除則心裏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與滿足，朱熹後來“存天理而滅人慾”亦是如此道理。因此，潛心內心修養，追求至聖乃是儒家個人人格完善的途徑，這種文化特點導致了輕商輕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
西方物質文化、工具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在近代的興起，無疑對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這種物質文化、科學主義統治世界幾百年後的今天，已發展到了其文化體系的頂點，並表現出了極大的缺陷：第一，人類對物質財富的無限度追求，必然導致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失衡。第二，個人主義的膨脹，必然導致對社會組織和他人的威脅，道德淪喪、社會秩序混亂。第三，社會產品越多，社會結構越擴張，人就越淹沒在物質生活之中，世俗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盛行，人成爲社會追求物質財富的工具。從而，人失去了其主體性和人自身的價值。這種現代病的出現，嚴重地阻礙了西方現代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而東亞經濟圈卻一直保持着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中國改革開放短短的30年時間裏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幾百年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四。有着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將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從這些事實看，是否可以對儒家文化作這樣的定位：當現代化處於啓動階段時，社會正經歷着巨大的社會變遷。而追求秩序與和諧的儒家文化確實阻礙了現代化的產生。而當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並面臨危機時，需要維持一定的發展速度，需要現代化的機制達到良性的運轉，這時，儒家文化的整合價值就能發揮作用。西方物質文化的缺限在東方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補充。西方文化的缺限爲東亞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機。
總之，未來的世紀，不是西方文化一統天下的世紀，也不是東方文化獨領風騷的世紀，而是東西文化在人類文明的大道上逐漸融和、匯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紀。在人類新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儒家文化將再顯其獨特的文化價值。雖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統天下的優勢，但也不會遭受近代社會以來“壽終正寢”的命運，而成爲未來文化價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文化經過改造與弘揚，必然爲人類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