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爲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餘徐憾矣。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上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慾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日：“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賞析：
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範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趙、魏、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後，他改名換姓，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未遂而被捕獲。釋放後，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再一次行刺，結果又一次被俘。於是，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他朝着衣服“三躍而擊之”，然後伏劍自殺。
歷來人們都稱讚豫讓是忠義之士。文章作者認爲豫讓的行爲是不值得稱道的。真正的忠義應該表現在誘導君主“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必要時以死進諫，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顯然比豫讓的行爲高明得多，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於君主。文末，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也是由此而來。
戰國時的豫讓因爲捨身爲主報仇而被視爲忠義之士，歷來爲人所頌揚。作者做翻案文章，認爲身爲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應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幫助智伯弭禍於未然。而充當刺客，在智伯因禍亡身後去爲他報仇，並不值得稱道，即所謂的小忠小義。
史論是比較難寫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評論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頗。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讓之死，曾被史書渲染爲壯舉，“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稱讚他爲“名垂後世”的義士。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認爲他“何足道哉”，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全文的論證中心在於對知己的家主應該採取“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的.積極的態度，而不應“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我們認爲，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智伯的失敗來看，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審時度勢，而只知一意孤行，終於導致敗亡，可稱咎由自取。豫讓在關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而在智伯死後又輕率地以身相殉，實屬不夠明智之舉。作者在這裏只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評說，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所以在最後一段中，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說明他們之間有着根本的不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客觀了。
本文在結構上採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並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並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纔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爲不足取，而又爲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令人心服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