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經典，就是大家都認爲應該讀而沒有讀的東西。”
這是馬克·吐溫先生的話。這話說得當然不算嚴謹，馬克·吐溫本來就是一位幽默大師，但這話卻又說得深刻，像所有高級的幽默語言一樣，讓人在一笑中有被“刺破”的慌亂。
當下人們對於經典的態度，恐怕不幸爲馬克·吐溫先生所言中。除了以研究經典爲業的專家學者之外，一般的讀者大衆都知道經典是好的，也樂意在言談中引經據典，然而，在大多時候，又把品讀經典視作畏途。
其中的原因，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點。第一是“忙”。大家都是大忙人，忙工作，忙家務，影院有大片，網上有網劇，不斷更新，洶涌來襲，根本看不過來，哪還有時間去讀經典？第二是“隔”。經典常常是上了年歲的東西，跟眼下的大千世界看上去並不那麼合拍，這是時間之隔；又因爲經典歷來被談得多，人人都略知一二，自以爲了解，就懶得再讀，所以常常淺嘗輒止，並不識得真味，這是內容之隔。第三是“用”，經典是日用而不覺，不用更不覺，似乎不如柴米油鹽那樣，爲生活之所必需，那麼，讀經典就等等再說。
讀書跟戀愛一樣，是最沒辦法強求的事情，要你情我願，真心喜歡纔好。正因如此，看一看歷代的知識分子，大體上都在做兩件事：一是傳道，二是佈道。“傳道”就是黃卷青燈，攻入經典的內部，首先把前人學問之精髓傳承下去，不使之斷流，然後，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力爭創造新的經典。“佈道”就是把前人學問之精髓，用貼近時代的語言，準確、生動地說給普通讀者聽，讓大家知道經典到底好在哪裏，從而使這些文化精髓能夠“化人文，致盛世”——這兩項工作的意義，都非同尋常。
現在我們倡導全民閱讀，就跟上述第二項工作有關。因爲全民閱讀要想真正深入、持續地開展下去，其內在的動力，一定是要喚醒人們對於讀書的興趣，讓人們真正發現圖書的魅力。這中間，就有很多“佈道”的工作要做。以受衆面最廣的文學經典爲例，如果只是重印幾遍原著，或者只是以學院派高頭講章的方式，用抽象的文學理論來對經典作一番解讀，想必讀者量是不會爲此增加的`。但如果請真正的行家，脫下學術的外衣，放下學理的身段，用生動的、文學的語言，把經典的奧義乃至他們閱讀經典時的感悟，深入淺出、妙趣橫生地講出來，情況可能就會不一樣。此前史學領域裏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文化領域裏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很好的例證。他們其實都在做同樣一種努力，就是把一些抽象的、生澀的，然而又是精華的東西，換一種言說方法，用更易於爲讀者接受的方式表達出來。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在做“文化佈道”的工作。
時下的出版物市場裏，解讀經典的圖書確實越來越多，很多學者、專家都開始有意識地嘗試這項工作，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值得提出的是，這種“文化佈道”的工作，也不是人人可以爲之，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對於經典的歪曲與誤讀——這就不是在傳播文化精華，而是在削弱文化根基了。當經典已經定型的時候，人們首先要尊重，然後纔是傳播。知識分子該有這樣的自覺，不在傳播經典的過程中，扮演“歪嘴和尚”的角色。而我們的圖書出版機構，也應該把社會效益想在前面，不爲了追求一時的出版效益，而降低出版的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