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商業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出現的，在古代，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後，農業部落與畜牧業部落間開始交換產品，便有了最初的商品；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從此有了爲交換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可是“商”從它生出的那天起，名聲就似乎不太好，我國是大陸國家，人們只有以農業爲生，在傳統思想中，有所謂“本”“末”之別，“本”即農業，“末”即商業，因爲人們認爲農業是生產產品，而商業只交換產品，在交換之前，必須先生產。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一般都是採取“重本輕末”的政策，漢初晁錯《論貴粟疏》把商賈大大貶抑了一番，並把農業凋敝的罪責，歸到商家頭上。北魏時，專門制定了抑商的法律，“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士農工商”傳統的四個階層，士通常就是讀書人，農就是農民，一般說來，這是兩種光榮的行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很可以自豪一番的，至於從事末業的商人，是什麼形象呢？《呂氏春秋》《上農篇》拿它與“農”做了比較：農民樸實，容易使喚；孩子般天真，較少自私；財物複雜，難以搬動；一旦國家有難，他是不會棄家而逃的，而商人呢，心腸壞，不太聽話，詭計多，太自私；財產簡單容易轉運，一旦國家有難，必定先行而逃。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說法使商人無情無義的形象深入人心。到後來，商人就像是戲臺上的曹操有了個臉譜，提起“商”，自然會想起：重利輕義，刁鑽奸猾，自私刻薄，等等。社會上對商人的的操守也有了公衆心裏的要求。《荀子》《修身篇》言：“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意思是說，好的商人不能因爲怕賠錢就不做買賣。
如今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商家的素質是古代不可比擬的，商業爲社會創造了財富，搞活流通，刺激了生產的發展，商人的資產不僅穩固，許多人品德高尚，還能把所賺的利潤拿出來做了公益事業。但勿庸諱言，在商業領域不擇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小買賣人”思想還時有表現。比如：常有某地某行業由假貨起家、掘得第一桶金的傳聞；有時市場上某種商品的匱乏，探其原因不是生產領域產品少，而是個別商家囤積居奇、人爲炒作產生的；一些經營者在市場上不是靠正常的經營取得利潤，而是鑽市場空隙，大撈一把。市場上什麼緊缺吵什麼，炒鋼材、炒水泥、炒辣椒、炒蘋果、炒棉花，賺了個盆滿鉢盈，這種投機性的`經商法於市場的平穩發展、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是極其不利的。有專家對房價居高不下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原因很多，但其中商家的炒作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爲此，國務院連出了一系列“抑炒”的重拳。提高存貸款利率；三套房貸叫停，提高二套房貸首付比例，並明確規定不允許用公積金貸款用於炒房漁利。對炒房者如此嚴厲是對的，然而對其他行業的炒家也應做一些硬性的約束。如此，對揮灑着辛勤汗水的生產者和對社會、對消費者負責的商家纔是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