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逐客書原文及賞析1
【作品介紹】
李斯的《諫逐客書》文章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論理透徹。所舉大量的事實有效地證明了作者的觀點。同時還運用了比喻、對比、排比、反問等多種修辭手法，使得文章有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有着不容置辯的說服力。無怪乎後人稱讚“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原文】
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1）。昔穆公求士（2），西取由余於戎（3），東得百里奚於宛（4），迎蹇叔於宋（5），求丕豹、公孫支於晉（6）。此五人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7）。孝公用商鞅之法（8），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9），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10），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11）；北收上郡（12）；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13）；東據成皋之險（14），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15），廢穰侯，逐華陽（16），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17），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18），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19）。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20），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21），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22）、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23），而隨俗雅化（24）、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25），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26），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27）。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28）。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
【註釋】
（1）過：錯。
（2）穆公：春秋秦君，姓嬴，名任好，都雍（今陝西鳳翔縣）。在位三十九年。
（3）由余：春秋晉人。入戎，戎王命出使秦國，爲秦穆公所用。獻策攻戎，開境千里，使穆公稱霸。
（4）百里奚：春秋楚人，字井伯，爲虞大夫。虞亡，走宛，爲楚人所執。秦穆公聞其名，以五羖（公羊）皮贖他，用爲相。
（5）蹇叔：春秋時人，居宋，穆公迎爲大夫。穆公出兵襲鄭，蹇叔諫阻，不聽。秦軍爲晉軍在殽地擊敗。
（6）丕豹：春秋晉人，父丕鄭爲晉惠公所殺，因奔秦，穆公用爲大夫。公孫支：秦人，遊晉，後歸秦，穆公用爲大夫。薦孟明於穆公，爲人所稱。
（7）並國二十：指用由余而攻佔的西戎二十部落。
（8）孝公：戰國秦君，名渠樑。在位二十四年。商鞅：即公孫鞅，戰國衛人，仕魏爲中庶子。入秦，說孝公變法，爲左庶長。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倡農戰，使國富兵強。封於商，稱商君。孝公死，爲惠王所殺。
（9）獲楚魏之師：商鞅率兵攻魏，虜公子卬，大破魏軍。魏獻河西地於秦。商鞅獲楚師事不詳。
（10）惠王：秦孝公子，名駟。用張儀爲相，使司馬錯滅蜀，又奪取楚漢中地六百里，始稱王，在位二十七年。 張儀：戰國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同爲縱橫家。蘇秦主合縱，合六國拒秦。張儀相秦惠王，主連橫，散六國合縱，使六國西向事秦。惠王卒，儀到魏爲相卒。
（11）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張儀與司馬錯爭論，張儀主張取三川，司馬錯主張取蜀，惠王用司馬錯取蜀。當時張儀爲相，故歸功張儀。惠王死，武王立。命甘茂取宜陽，通三川，也歸功張儀。三川，東周以伊水、洛水、黃河爲三川。巴蜀，指今四川省。
（12）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獻上郡（今陝西省北部）十五縣。
（13）南取漢中：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漢中，今陝西南部。九夷：楚地的各種夷族。鄢郢：在今湖北宜城縣。
（14）成皋：在今河南汜水縣。
（15）昭王：戰國秦武王弟，名稷。並西周，用范雎爲相。范雎：參前《范雎說秦王》篇。
（16）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異父同母弟。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冉執政，封爲穰侯。 華陽：羋戎，宣太后弟，封華陽君。華陽，在今陝西商縣。
（17）內：同納。
（18）崑山：即昆岡，出寶玉，在於闐（今屬新疆）。隨和之寶：相傳春秋時隨侯救了受傷的大蛇，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稱隨珠。春秋時楚人卞和得璞，剖璞得寶玉，琢爲璧，稱和璧。明月之珠：即夜光珠。
（19）太阿：春秋時楚王命歐冶子、干將鑄龍淵、太阿、工布三寶劍。纖離：良馬名。翠鳳：用翡翠羽毛作成鳳形裝飾的旗子。靈鼉（ｔｕó駝）之鼓：用揚子鱷皮製成的鼓。
（20）說：同“悅”。
（21）駃騠（ｊｕéｔí決提）：北狄良馬。
（22）下陳：猶後列。
（23）宛珠之簪：用宛（今河南南陽縣）地的珠來裝飾的簪。簪，定髮髻的長針。傅璣之珥：裝有璣的耳飾。璣，不圓的珠。阿縞：東阿（在今山東）出產的絲織品。
（24）隨俗雅化：隨着世俗使俗變爲雅。
（25）搏髀（ｂì閉）：拍大腿以節歌。
（26）鄭衛桑間：《禮·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桑間，衛國濮水上的地名。以上指當時民間的音樂。韶虞武象：韶是虞舜時的音樂。武是周武王時的樂舞，故稱武象。以上指當時的雅樂。
（27）五帝：《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28）黔首：以黑巾裹頭，指平民。業：立功業。齎（ｊī幾）：給。
【白話翻譯】
臣聽說官吏在議論趕走客卿，私下認爲錯了。從前穆公求取士子，西面在西戎那裏得到由余，東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從宋國迎接蹇叔，從晉國求得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不生在秦國，穆公任用他們，併吞了二十個部落，得以在西戎稱霸。孝公用商鞅變法，移風易俗，百姓富裕興盛，國家因此富強。百姓樂於聽命，諸侯國親近服從。俘虜了楚魏的軍隊，開拓千里疆土，直到現在國家治理強盛。惠王用張儀的計劃，攻取了三川的地方，向西併吞巴蜀；向北取得上郡；向南佔有漢中，包舉衆多夷族，控制楚國國都鄢郢；向東佔據成皋的險要地區，割據富腴的田地。於是解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向西服屬秦國，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廢去了穰侯，趕走了華陽君，加強了王朝，杜塞了私家的弄權，侵佔了諸侯國，使秦國建成了帝王大業。這四位君主，都依靠客卿的功勞。從此看來，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啊？假使四位君主辭退客卿不接納，疏遠士子不任用，這是使得國家沒有富裕的實際，秦國沒有強大的聲望。
現在大王得到昆岡的寶玉，有寶貴的隨珠和璧，掛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劍，駕着纖離馬，豎立着翠鳳旗，架起了鼉皮鼓。這幾樣寶物，秦國一樣都不生產，王上卻喜歡它們，爲什麼？一定要秦國生產的然後可用，那末夜光璧不能裝飾朝廷，牛角、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爲玩好，鄭魏的美女不能充實後宮，駃騠好馬不能充實宮外的馬棚，江南的金錫不能用，西蜀的丹青不作爲采色。用來裝飾後宮、充實後列、娛樂心意滿足耳目的，一定要秦國生產的然後可用，那末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璣的耳飾、東阿絲織的衣服、錦繡的修飾品都不能進用，而化俗爲雅、豔麗美好的趙女也不立在旁邊。敲着瓦甕瓦器、彈着箏、拍着大腿唱嗚嗚以滿足視聽的，是真正秦國的音樂。鄭衛桑間的民間音樂、韶虞武象的朝廷樂舞，都是別國的音樂。現在拋棄擊甕接近鄭衛的音樂，不用彈箏而用韶虞的雅樂，這是爲什麼？要使情意酣暢於眼前以適合觀賞罷了。
現在錄用人才卻不這樣，不問可不可用，不論是非，不是秦國人就去掉，是客卿就趕走，那末所看重的在於女色音樂珠寶玉器，所看輕的在於人民，這不是跨越海內、制服諸侯的方法。臣聽說土地廣大的糧多，國家大的人多，軍隊強盛的戰士勇敢。因此泰山不推掉泥土，所以能夠成就它的大；黃河和大海不擯棄細流，所以能夠成就它的深廣；王者不拒絕衆民，所以能夠宣揚他的德教。因此，土地不論四方，百姓不分國別，四季充實美好，鬼神來降福，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的原因。現在卻拋棄人民來幫助敵國，辭退賓客去爲諸侯建功立業，使得天下的士子後退而不敢向西，停步不進秦國，這就是所謂幫助寇盜兵器並且給與糧食啊。
【賞析】
《諫逐客書》是古代一篇優秀公文,是應用寫作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該文能比較充分地體現公文的一些本質屬性,正是這些公文本質屬性形成了該文鮮明的特色。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遊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爲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於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於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 。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 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於,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後果:“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爲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裏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範。筆者以爲“對事的論斷”應視爲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徵。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於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 ,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爲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爲止。公文對於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 。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麼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於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於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於論(當然也應有斷) ,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並收回成命,不要逐。爲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
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 ,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裏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於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並反覆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 與“卻客不內”(虛筆) 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係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着說“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
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後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衝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再者《, 諫逐客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範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範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着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築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着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着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着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採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願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煩(順) 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併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慾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於達到這一慾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爲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衆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覆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係: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並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
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徵在文中體現最爲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徵,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爲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爲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
東西不產在秦國而可以寶愛的多，士子不生在秦國而願意效忠的多。現在趕走客卿來幫助敵國，減少百姓來加多敵國的力量，對內使自己虛弱，對外在諸侯國建立怨仇，要想國家沒有危險，是不能得到的。
（周振甫）
【歷史背景】
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韓國派水工從鄭國到秦國修建三百餘里的渠道，以實施“疲秦計劃”。後事泄被發現，秦王政聽信宗室大臣的進言，認爲來秦的客卿大抵都想遊間於秦，就下令驅逐客卿。李斯也在被驅逐之列，儘管惶恐不安，但主動上書，寫下千古流傳的《諫逐客書》。其立意高深，始終圍繞“大一統”的目標，正反論證，利害並舉，說明用客卿強國的重要性。 更多文言文學習文章敬請關注“詩詞網文言文閱讀”的古文觀止欄目。
【前因後果】
本篇見於《史記·李斯列傳》。戰國末年，韓國怕秦國出兵來攻，派水工鄭國到秦國去，建議秦國在涇陽縣西北開鑿渠道，引涇水東流入洛水，稱鄭國渠，想用它來阻礙秦國向韓國進軍。事情發覺後，秦宗室大臣提出逐客的主張，李斯也在被逐之中，他因此寫了這封《諫逐客書》。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稱：“李斯之止逐客”，“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當時趕走客卿的主張，已得到秦王同意。李斯反對趕走客卿，觸犯秦王，所以稱“批逆鱗”，卻能“功成計合”，這跟“順情入機，動言中務”有關。他開頭提出“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把“逐客”說成是“吏議”，使秦皇容易聽下去，這就是“順情”。接下來歷舉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這就“入機”，又以“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會怎樣，作正反比較，逐客的錯誤就明顯了。
轉到秦王，另起波瀾。從秦王愛好的色樂珠玉都不產於秦，然後反覆推論，歸結到重色樂珠玉而輕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這就是“動言中務”，正點到秦王要稱霸的雄心。接下來又從“地廣者粟多”等聯繫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轉到“棄黔首以資敵國”的錯誤，歸結到“今逐客以資敵國”的危殆。這樣波瀾起伏，正是“飛文敏以濟辭”（劉勰語），終於打動了秦王。
諫逐客書原文及賞析2
原文：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衆，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泰山一作：太山）
賞析：
《諫逐客書》是李斯給秦王的一個奏章。這件事是在秦王贏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借韓國派水工修灌溉渠，陰謀消耗秦的國力，諫秦皇下令驅逐一切客卿。秦王讀了李斯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見本文說服力之強。作者先談歷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爲例，強調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談現實，作者列舉秦王的愛好，諸如崑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等等，都是來自諸侯各國。
實效性：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遊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爲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於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於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於，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後果：“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爲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裏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論斷典範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範。筆者以爲“對事的論斷”應視爲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徵。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於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爲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爲止。公文對於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麼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於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於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於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並收回成命，不要逐。爲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裏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於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並反覆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與“卻客不內”（虛筆）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係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着說“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後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衝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針對性再者《，諫逐客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範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範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着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築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着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着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着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採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願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煩（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併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慾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於達到這一慾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爲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衆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覆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係：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並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徵在文中體現最爲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徵，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爲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爲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