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範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伕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詩詞賞析：
《與高司諫書》一文，作者通過層層鋪排對比，直接戳穿高司諫虛僞、諂媚的麪皮，言辭激烈而理據充足，是書信體議論文的典範作品。
一、反話正說，直砭肌骨。開篇一段，歐陽修以他對高司諫的耳聞傳言展開敘事，寫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其人雖列進士及第榜，但在歐陽修眼裏，不過默默無聞輩。二疑其品節問題。歐陽修坦言他從朋友那裏對高司諫的瞭解，是“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在這裏，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論據，“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諫，卻“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豈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斷近乎有誤，幾乎已認定高司諫爲人人可愛的真君子了。因爲高司諫“侃然正色”“無一謬說”的表現，作者雖有疑慮，但內心已傾向於認爲高司諫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裏而存三疑，作者鋪敘不可謂不豐厚曲折，然至此筆觸一轉，“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書信裏直陳其言，毫無遮掩矯飾，言辭之犀利，語鋒之尖銳，充分表現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情義激憤的慨然之態。而欲言其弊卻先存疑，波瀾曲折，層層蓄勢，反話正說，筆觸激盪，大有鍼砭肌骨的鋒利。
二、對比敘事，戳其賊貌。與其說歐陽修對范仲淹充滿同情之心，不如說歐陽修在心底潛隱着“猩猩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這段判詞，顯示出歐陽修對范仲淹的推重與賞識。正直之人反遭貶黜，剛直本性不得伸展，這已使有識者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諫之流，卻要翻白爲黑，落井下石，推波助瀾，助紂爲虐，更令人激憤不平。歐陽修以人之常情來推斷，庸人惜身自保，無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諫者，卻要“昂然自得，了無愧畏”，詆譭賢能，以其爲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賊”了。歐文層層推理，婉曲中顯現出綿長透闢的說理風格，讓人無可辯駁，無可迴避。在事理對比中，人格與品節的高下、尊卑，道義與情感的價值評判，真實與虛假的對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歷歷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畫出高司諫媚骨十足、顛倒黑白的醜態和賊貌。
三、窮究其理，無可遁形。歐陽修綿長深厚的說理論證風格還表現在他能夠將道理條分縷析，於細微處見出奇崛筆力。他依理說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與超羣的才具，並以此來反責高司諫：“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節不當，卻能在朝爲官多年，你身爲朝廷諫官，豈不有失職之實？而當其爲皇帝‘驟用’之際並無諫諷之語，一旦官事頹敗，卻又刻意逐賢，不正是諂媚權貴以自保、詆譭賢人以自高嗎？”歐陽修義正詞嚴，理據充分，透闢深邃，極盡論說家義理、考據風範，讓對方無可遁形，真相畢露。
這篇文章採用層層說理的論證方法，先從時間的縱向角度敘事，虛寫高司諫正直秉性，卻以實寫來揭穿其虛僞本性，前後文頓顯跌宕之姿，行文靈活多變；後以橫向對比凸顯範文正與高司諫人格的高下，比較中雜有濃濃的批判精神；最後層層剝繭，依情循理，對高司諫的醜陋與卑劣行徑予以痛擊，從而使說理呈現出睿智鋒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針針見血的論證效果。從語言風格上講，歐陽修褒貶分明，直言不諱，把他的喜怒愛憎情感毫無遮攔地加以表述，情憤激越，體現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暢達胸懷和硬朗豪邁的`氣節風骨。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等。廬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家境貧寒，出身低微。二十四歲中進士，歷任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樞密副使，刑部尚書、參知政事等職。提倡“務農節用”，要求革除積弊，因參與“慶曆新政”兩次補貶。熙寧四年（1071年）退居潁州，次年卒，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在理論上，上承韓愈、柳宗元的積極主張，並把文與道與生活中的“百事”聯繫起來，認爲“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但若“棄百事而不關心”也不可能寫出佳作來。在實踐中，他以自已豐富多彩的作品及政治影響，從根本上確立了古文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統治地位，結束了駢文獨霸文壇二百年的歷史。他的議論文切中時弊、宣揚改革，以古鑑今、深刻透闢；他的記敘文言簡而精、構思巧妙，情景交融、流麗順暢；他的抒情文感情真摯、內涵豐富，聲韻鏗鏘、和諧優美。他鄙棄華麗駢文，反對尚奇趨險，提倡“取其自然”，“平淡典要”。歐陽修的文章風格正是如此，“行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蘇洵）其主要著作有《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新五代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