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設教”是儒家的傳統思想，語出《周易·觀卦·彖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朱熹在《周易本義》中註釋說，聖人“觀天之神道”來教化百姓，從而天下悅服。具體來說，它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尊崇神道，祭天祀神，這是宗教方面的事情;二是推行教化，明禮易俗，這是倫理道德方面的事情。這兩方面由“聖人”連接擔當起來，從而將天與人親密合一。
儒家的“神道設教”，既爲人的行爲找到了合理的、必然的本原依據，又不致使人窒息於宗教神權的壓制，從而能真正地實現人之爲人。我們考察一下“神道設教”的內涵和源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蘊含的這種人文意義。
統觀《周易》，所謂的“神道”，其實指的是“天道”——“神”即“天”，是宇宙中最高的“至上神”。“天”成爲最高的神祇，發生於西周，是周代對殷商宗教的一個重要損益。在出土的甲骨卜辭中，殷人所謂的“至上神”被稱爲“帝”或“上帝”。郭沫若的《卜辭通纂》中說，在出土的殷代卜辭中，殷人心中的“帝”不但主宰自然界的晴雨饑饉，也主宰王朝的政務，舉凡征戰、建都、任官等，都要聽從上帝之命。而周革殷命之後，周人更是習慣地把至上神稱爲“天”而不是“帝”，這在《周書》裏面體現得非常明顯，所謂“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
而在《詩經》中，更可以看出“天”(或說“天帝”)對周人生命的必然性意義——天給予人和萬物以生命，天(帝)是人和萬物的始祖。天除了賜予人以生命，還發出命令、指令，教導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天命”。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天監視君主和下民，所謂“天命降監”。由此引發的意義在於：人要敬畏天命，遵循天命，而不能放任自流。其次，“天命靡常”。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人獲得天命，是通過暴力取代殷商政權，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萌生了《易傳》中所說的“憂患”意識：王朝更替雖由天命決定，但是天命並不是像紂王所說那樣永恆不變。最後，爲了獲得天命並維持天命長久，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強調明德慎罰，不違背天意而胡作非爲。周人意識到天命的轉移不是任意的，而是以一定的理性原則爲依據，上天不會把大命給予不行德政的人。敬德者得天下，喪德者失天下。
西周的天命觀到春秋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認爲天依據人的德行而賜予天命或者福禍，稱爲“天道”。《孔子家語》記載，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見有金人焉，三緘其口，其背銘文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語。
綜上所述，所謂“神道”，就是由殷周至春秋戰國一脈相承的天命天道，即天命取決於人的道德。那麼，聖人既觀“天之神道”，應“設”怎樣的'“教”呢?當然，教導百姓祭享上天是必不可少的。周初的時候，周公制禮作樂，明確規定了對天祭祀的各種禮節。而《周易》所反映的祭天祀祖的信仰也十分強烈。不過，獻祭上天的物品再多，也比不上美好的德行。這就是所謂的“黍稷非馨，明德爲馨”。所以聖人觀天之神道，就應以道德教化民衆。
由聖人教化民衆，這也是天之命，天之道。《孟子·梁惠王下》引《尚書》逸文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這意味着，天神降生下民，替他們立了君，立了師，並要做君、師的人協助上天治理下民，所以才寵愛他們，給予他們統治的權力;從爲君的政務來說，要行德政;從爲師的職責來說，要對民衆進行教化。而聖人的使命就是使民衆覺悟。聖人教化民衆，就是要使民衆真正成爲人，知人獸之別，知人倫道德，實現和諧社會。孟子的主張是對孔子“富而後教”思想的深入。
《易傳》繼承了孔孟的此種觀念，其文多言教化。《象傳·臨卦》說：“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象傳·觀卦》說：“風行水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傳·坎卦》說：“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而推行教化，最爲簡便的方法就是利用流傳已久、深入人心的宗教崇拜，因此《彖傳·觀卦》主張聖人“神道設教”。《國語·周語上》記載內史回答襄王的話說：“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尊崇天神日月，設立祭祀，春分之日拜日，秋分之日拜月，並以此教化民衆尊事君主。聖人教導民衆行德守禮，就是崇君尊天的最好體現。
德國的包爾生在《倫理學體系》中說：“要衡量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幾乎沒有比這更可靠的信號和標準了——那就是看這個民族是否達到了這一程度，純粹道德的命令是否得到了它的宗教的支持，並與它的宗教生活交織在一起。”先秦儒家提倡的神道設教，就是將道德與宗教完美地結合到一起，這種思想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儘管在現代社會，宗教似乎遠離了人的生活，不過神道設教的意義並不會因此貶損。也許正是在現代社會，我們更應該思考儒家神道設教的真正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