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文化特性決定了中國人作爲一個羣體在價值觀和思維模式上相比起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更爲統一。反而正是因爲這種大體上的統一，使中國人在遵守制度上面臨共同的難題———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直觀性、價值判斷的倫理標準使得“制度”必須首先在價值上得到中國人的認可。這就帶來了“制度摩擦成本”。
把“制度摩擦成本”說得更清楚些，就是中國企業面對的中國人是這樣一個羣體，他們願意接受統一的價值觀，但是他們把價值觀的衡量和判斷經常使用在生產生活的任何方面，當一件事情、一個制度或者一種現象與他們價值觀相沖突的時候，他們往往爲了保存自己原有價值觀，而放棄有效的行動。所以，中國企業的'管理者經常哀嘆，要是我的手下像日本人那麼聽話就好了。其實，是他的手下需要被說服，如果這個管理者能夠在價值層面說服手下：你要接受我的所有命令，並且爲了執行這些命令時相信是正確的，那麼這個管理者帶領的團隊往往比一羣日本人、美國人更厲害。
爲什麼中國的企業文化研究特別專注於企業文化激勵、導向、凝聚、約束這些功能？這些其實不是價值觀之間衝突的問題，而是價值觀如何執行的問題。當“執行”成爲所有中國企業的心病，其實他們共同面對是一個民族性的問題。而在“執行”這裏做得較好的中國企業，不光是單純的解決技術上管理制度怎麼設置與遵守，同時也在思想上對自己的員工進行了民族性的改造。
